第129章(第1 / 2页)
(3)煽动军人情恨政府。文例引自《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四期社论《我们的军事》,内有:‘但军人生活的困难,内心的苦闷,实已相当的严重’,‘这种现象,还不够严重吗?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军事将成一个什么样子,真可以使你想起来发抖!’文例又引《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读者投书《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等文,认为《自由中国》用意在煽动军人情绪,为其企图颠覆政府重要对象之一。
(4)为共匪作统战宣传。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八期社论《认清当前局势展开新运动》,内有:‘于是乎台湾一天一天地走向孤立的道路。这种统治的结果,使整个政治机能愈来愈僵固,政治的格局愈来愈狭小’,又有:‘我们兹举几项最需要办的事项如下:取消一党专政;取消党化军队,取消消费青年生命,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取消党化教育。’文件作者认为这些文字均证该志煽动海内外人民,颠覆政府,另组政府或投向其他政权之阴谋。
(5)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感情。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
第二期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内有‘司法成了政治及至政党的工具’。除司法以外,警察与税吏是各行各业的人经常接触的,他们当中的横行霸道,更为一般人民所最感头痛,无怪乎这三部门在省议的质询中称之为‘台湾三害’。‘可是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
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野蛮?后来皮夹子还我时,台北美国大使馆新来职员给我的名片统统没收了。那时蒋氏父子是讨厌我们和外国人来往的。后来才知道这位检查官姓贺,担任政工官,是老友贺国光的侄子,我一直不大理会他。那个强力拉我左手的特务姓吴,南京人,担任监视我的四人中之一人。后来他知道我是受蒋氏父子的迫害,很同情我而对我的遭遇则痛哭流涕。经过检查后把我送进看守所第三间病房,内里已有一人,就是由台北县土城洗脑所调来监视我,要他证我是共产党的洪国式。进去时要我把全部衣服脱下去洗一次,怕我身上有虱子。可是我身上倒没有虱子,而病房的床上尽是臭虫。看守所交给我的衣服又短又小,裤子要差大半截,不给裤带,怕我吊颈,我只有用手拎着裤子走。这是我进狱时的情形,我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隔了好久,看到四面煤烟,看守所所长告诉我这是青岛东路。我问他:‘为什么四面都有煤烟,政府不是禁止在都市内烧烟煤么?’张福庆说:‘这些都是军事机关烧的,无人敢来取缔,老百姓是不准烧的,怕污染空气,我的洗衣工厂则烧柴油,不烧烟煤,一个月不过多3000块钱吧!’可见蒋介石统治下的军事机关,从来没有把政府命令当作一回事啊!因为蒋本身就是一个不守法的家伙。”
与雷同时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的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骑、会计刘子英。
台湾特务机关原先计划派洪国式和雷同问,由洪赖雷为“匪谍”。讵料,洪国式不但不肯“诬陷”雷,反而同情他,要他说话当心。
洪国式这着棋失败了,特务机关改向刘子英下手。雷说:“因为刘子英是我担保入台的,抵台时又住在《自由中国》社里面,而我又一再给他介绍工作。如果刘子英能够自认是匪谍而又告诉了我,那就可以课我以叛国之罪,在‘莫须有’的表面上,总比较好看一点。至于这样做法,是否丧尽了良心和伤天害理,那就完全不顾了。过去许多王朝时代就不必说了,为了家天下和个人统治起见,清末的部位慈裕固是如此,民国的袁世凯亦复如是。
刘子英在受不住威胁利诱的情形下,就‘自认是匪谍,而且告诉了雷震。’被迫缮写‘自白书’而六易其稿,始得警各总部当局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主持‘雷案’的人,大为满意。其条件则是警备总部,当然就是国民党及其政府豢养刘子英的一生和其大陆的家属。”
逮捕雷震,举手之劳;防悠悠之口,可就不简单了。9月5日,“警总”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举行记者招待会,一口咬定雷“涉嫌叛乱”,但事实如何,搪塞以对。又说:“警总”系根据“惩治叛乱条例”
第十条采取行动。
第十条规定,在戒严区域内,不论犯本条例之罪者为军人,抑为非军人,概由军事机关审判。王超凡同时以书面文件,公开指责《自由中国》的言论文字,涉嫌叛乱。由当局炮制的《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一文中,对雷的罪状归纳如下:“(1)倡导反攻无望。引用《自由中国》第七卷第七期的《反攻大陆问题》中文例:‘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做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
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之、全力以赴?’文件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影响民心士气,莫此为甚。
(2)主张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引用《自由中国》第十八卷第六期社论《中国人看美国的远东政策》中说:‘假若美国今后改换一个方式,把这种经济援助的重心,不专放在各国的政府上面也放在各国的人民,或严格规定凡接受美援者,必须遵守国内言论自由、保障人权,一切案件公开审判,经济政策符合平民大众利益,及司法独立等为前提条件,那我们相信东南亚各国没有一国的人民会反对这种干涉’。又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社论《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访华》文:‘试想,如果由上而下的改革竟被事实证明为无法走通之路,则中国将面临怎样一个可怕选择,流血?政变?还是让绝望来销蚀人民的反共意志?’文件作者认为这篇社论,将‘流血’、‘政变’来激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干涉我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