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4章（第1 / 2页）
郑介民也知其然，遂以心脏病为由，从事长期休养，所有“安全局”对内外一切事务悉由副局长陈大庆负责主持。但情报系统如有三长两短，蒋介石仍惟他是问，所以他仍如临渊履薄日子很不好过。
遭痛骂猝然病故这时，台湾出现一个台独领袖，欲取蒋介石而代之。
这个领袖名叫黄阳辉，据台湾警备司令部的公布，说他是共产党，其实毫无根据，他的真正底牌是东京“台湾共和国大统领”廖文毅的正前锋。早在廖文毅在东京就任“台湾共和国大统领”之时，黄阳辉即奉到“密令”在台湾南部发展组织，联合台湾青年，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为口号进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工作，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在南台湾一带，隐然成为一大危险势力，前后吸收成员近千人以上。黄不但自任党魁，而支持他的人来头也不小。这从他的活动费完全是美钞即可知之。
此事远溯到一年之前（1955年），黎复在胡适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著文，声言台湾非有一个“反对党”不可，又指责青年、民社两党曲阿取容，不配称政党。此时，黄阳辉之“共和党”已开张大吉，但参加者不多。
1959年夏威夷成为美国第50州，华籍之共和党员邓友良成为美国会议员，黄阳辉乃宣传，此一个共和党即美国共和党之支系，将来台湾成为美国
沈则以公文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50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53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一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桶汽油可卖黄金二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沈醉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沈醉去听电话。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沈帮助陆购汽油1000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沈当然得答应照办。
第二天，沈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6500桶。沈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500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沈在结帐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1000多两黄金。
1947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有地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第51州时，凡党员均有邓友良第二资格。因而参加者顿时热闹起来，不少台湾籍名流，亦厕身其籍了。
至于郑介民做50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1947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受美金蒋介石置疑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鉴于党政军情报机构系统复杂、工作重复，特于1954年成立“安全局”。郑介民为局长，陈大庆为副局长，所有“中统”“军统”，以及国民党中央的“二组”“六组”统在该局控制之下，而在上面负责领导责任者则为国防会议秘书厅。这样，情报系统完全划出党政机构之外，而直属最高当局了。
郑介民任“安全局”局长后，曾到香港一趟，与美方高级官员有所洽商，后者告诉他，过去台湾特务人员以较多注意力来对付“第三势力”分子，这是不对的，应该改弦易辙。有所更张才行，郑唯唯听命。事后美方人员对郑很有好感，认为他识大体，非其他凶神恶煞的负责人员所能企及，遂寄以厚望，视为应该争取的主要对象。
后郑介民应邀赴美，商谈情报交换事宜，美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交给他一千万美金，作为他个人额外开销，郑不敢收，对方坚持再三，始拜领而归，郑介民一到台北，即将此款缴交最高当局，并陈始末，以示清白，当局表面嘉其忠贞，仍令携回，以备不时之需，但内心相当不快，认为郑接受美国的收买，从此对他另眼相看，不敢推心置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