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5章（第1 / 2页）

蒋介石为了反共，所以就联日；为了联日，所以就牺牲民族利益，买来一个“宽宏大度”的“亚洲伟大领袖”。这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政策，不是“似曾相识”吗！

由于日本是一个在原材料供应和成品销售两方面都离不开国外市场、“以贸易立国”的经济大国，同时美国也害怕过多的日本商品流入美国市场，因此日美两国政府都希望日本能与中国大陆做生意。

从日本当局来说，同中国大陆进行贸易最理想的境界是“不谈政治、只管经济”的“政经分离”。可是：“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195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以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为首的“贸易代表团”去日本，同以材田省藏为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以池田正之助为首领的“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签订了《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其中有如下条文：一、互相间举办商品展览会，并各取得本国政府同意——对于事务之执行与人员之往来，给予各种方便及安全保障。

二、互相在东京与北京设置通商代表部，对于各该代表部及工作人员给予外交官待遇的权利。

旋派张群赴日作友好访问；9月18日，蒋的代表张群晋谒天皇；日皇对缔结和约极表快慰，尤感蒋“总统”之宽宏大度，誉为“亚洲伟大领袖”。蒋旋派董显光为驻日“大使。

如此慷慨！如此大方！连日本的评论家都感到惊讶。《蒋总统秘录》的执笔人、日本《产经新闻》的编辑古屋奎二，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中日和约中未见有一个赔偿的字眼，乃是未见前例的条约。

抗战8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则是14年），战火烧遍20多个省市，中国死伤人员以千万计，财产损失无法算出来；而战后，中国不要一文钱的赔偿，这也是实行“民权主义”吗？

在历史上，中国曾三次被日本勒索战争赔款：

第一次是1874年。时日本派兵企图占领台湾，清政府派兵抵御，日本自知无法取胜，转而谈判，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偿付日本50万两白银赔款。

中日双方朝野上下心里都明白，这种往来已大大超出了民间协定的范围；“政经分离”是不好“分”的。

“春色满园关不住”。事物发展有其自身的轨迹，只可诱导，不可抑制。人为的：或视而不见，或掩耳盗铃，或咒它死亡，那都是缘木求鱼。传说，鲧治水，用的办法是封堵、围截，治的结果依然是“洪水滔天”；禹治水，用的办法是顺其自然，予以疏导，引江河入海，于是民安居乐业。

王阳明是这样解释“致知在格物”的，他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格得，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

阳明先生把人们的主观意识、主观努力的作用夸大了。夸大了就要办“鲧治水”那样的事，请看：1956年4月14日，张道藩率“赶日亲善访问团”将赴日，蒋介石“属转告日本朝野，勿存与匪共存幻想。”蒋介石一“告”便可消灭那个“幻想”吗？何其自作多情！

第二次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清政府付给日本的白银总数相当于日本国财政4年半的收入。

第三次是1901年的《辛丑条约》，仅日本掠去中国的赔偿，就达3400多万两白银。

在第二次偿付日本战争赔款时，清政府财政经济已非常困难，不得不五次大量举借外债。最终偿借款本金和利息共达6．9亿多两白银，而且还为“举借外债”丧失了大量主权。

日本在20多年内就勒索了中国三次大赔款，用这些钱大办教育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军工体系，1931年凭借其军事实力又打进了中国的国门。向这个侵略成性、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害的战败国索取赔款有什么不应该！

东南亚受害国朝野并不同意蒋介石这位“亚洲伟大领袖”的搞法：台日谈判期间，1952年3月25日，菲律宾参院反对批准对日和约，坚持索赔；随后，香港也向日本掀起了索债运动；1966年12月10日，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要求半年内解决与日本所结的“血债”；1991年，南朝鲜为日本征用韩国“慰安妇”，要求日本予以战争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