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第1 / 2页）

掩体铁门上方的街面上，苏联的坦克和步兵只有几百码之遥。“希特勒这个人类中最最讨厌的家伙被困在底下，”特劳特写道，“已经是六神无主。与他一起被困在掩体里的还有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和几个亲密朋友，包括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以及戈培尔的妻子和孩子。”

由于已经不存在任何值得作出决断的事可做，希特勒向爱娃求婚。她居然答应了！

隔壁那些故作文雅的猴子关心的只是文学。

“隔壁那些附庸风雅的蠢家伙，用墨水在纸上塑造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立体的人物。”他继续说，“好极了！地球上已经因为多出了三十亿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立体的人物而正在衰亡，还不够吗！”

当然，隔壁其实只有莫妮卡和佐尔顿·佩帕，还有以达德雷·普林斯为首的值日班的三个武装警卫。莫妮卡给她的办公人员和清洁工放了一天假，赶着去买点圣诞节的用品。他们这批人不是基督教徒，就是不可知论者，或是背教者。

值夜班的武装警卫全是穆斯林。特劳特在离宫时写的《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说：“穆斯林不相信圣诞老人。”

“在我作为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涯中，”特劳特在先前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中说，“我只创造过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立体的人物。那是我把我那器具放在产道里做成的。叮儿——铃！”他指的是里昂，那个战争时期从美国海军当逃兵，后又在瑞典一家造船厂被削去脑袋的儿子。

如果在今天她对学生采取这种措施，人家可以告她，让她吃不了兜着走。但是，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

威尔克森对年轻的佐尔顿·佩帕采用的办法，肯定是从纳撒尼尔·霍桑②的小说《红字》中获得的灵感。在那部小说中，一个女人不得不在胸前佩戴一个代表“通奸”的大大的字母A③，因为她让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在她的产道里射精。她不肯讲出那个人的名字。他是一个牧师！

由于达德雷·普林斯说是一个捡破烂的老妇人把小说稿投进了门外的垃圾篓，佐尔顿因此根本没有想到那人会是特劳特本人。“很可能是他的女儿或者孙女。”他推测道，“特劳特本人肯定已经死了多年。我当然希望如此。愿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腐烂。”

但实际上特劳特就住在隔壁，而且感觉奇好！他处理掉了《B36姐妹》，一身轻松，因此已经开始写另一篇故事。

从十四岁开始，他平均每十天写完一篇小说。也就是说，每年写下三十六篇。按此推理，这一篇有可能是他的第二千五百篇作品。小说故事不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而是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一个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里。

“要是我把时间浪费在创造人物上，”特劳特说，“那么我就永远无法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真正重大的事情：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凶残的发明，荒唐可笑的理想、政府、经济等，所有这些东西使男女主人公都感到像猫拖进家的死老鼠一样。”

特劳特也许会说，他塑造的是人物漫画肖像，而不是真正的人物。其实我的创作也是如此。另外，他对所谓的主流文学的敌意，也并非他个人独有。这在科幻小说家中间十分普遍。

第十九章

除了那些不可信的人物之外，特劳特的许多故事严格地说根本不是科幻小说。《沙登弗洛伊特医生》不是科幻小说，除非哪个人没有一点幽默感，把精神病学当做科学。继《沙登弗洛伊特医生》之后，他投进文学艺术院垃圾篓里的是一篇以虚构手法描写的真人真事小说《掩体里的宾戈①游艺会》。那时时震已日益迫近。

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的欧洲，在德国柏林一片瓦砾之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宽敞的防弹掩体之中。在故事中，特劳特把他经历的那场战争，也是我经历的那场战争，称为“西方文明第二次未遂自杀”。他在平时言谈中也这么说。有一次当着我的面还加了这么一句话，“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努力，努力，请继续努力。”

这个精神病医生的名字，也是这篇小说的标题，是“沙登弗洛伊特医生”①。这位医生让他的病人躺在长榻上说话，这点没错，但他们只能讲些在超市小报或电视聊天节目中看来听来的与他们全然无关的人之间发生的无聊的蠢事。

如果某个病人无意中说出“我”或“自己”或“我的”或“我本人”或“自己的”，沙登弗洛伊特就大发雷霆。他从塞得鼓鼓的皮座椅上跃起，又跺脚又挥臂。

他会把那张发青的脸直接面对着病人，咆哮着嚎叫着说些这类的话：“什么时候才能记住别人对你，你，你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兴趣，你这个无聊的没用的一堆粪渣？你的所有毛病是自己以为了不起！别自以为是了，要不就抬起你自大的屁股从这里滚出去！”

第十八章

睡在特劳特旁边那张帆布床上的流浪汉问他在写些什么。那是《沙登弗洛伊特医生》的第一段。特劳特说那是一篇小说。流浪汉说也许特劳特可以从隔壁人家那儿弄到点钱。特劳特得知隔壁是美国文学艺术院时，说：“这同华人理发训练学校一样，和我丝毫没有关系。我写的不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