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第1 / 2页）

三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更何况是这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他再会苦中作乐，也是自我安慰。现实有可以超越的部分，也有不可以超越的部分。再加上他常常闹病，其艰难苦痛是不"在场"的我们难以尽情地体味的。若全信他那些旷达语，便尽信书不如无书了。他无论如何不是神仙。他若真心如止水，也就没有心学了。

“三年谪官沮蛮氛，天放扁舟下楚云。归信应先春雁到，闲心期于白鹤同。”（《过江门崖》）好在，这一切都暂时告一段落了，这个劳人苦命的人事实上象他并不佩服的理学家一样"常惺惺"，尽管这一时期他侧重"静"，但并不枯守呆静。他渴望生活，也渴望不朽。但只有依循天理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生活，才能从中上达不朽。

他的主静，是为了生明，为了找到定盘星，找到能避开以往陷阱的新的道路。

从他离开贵阳的大量赠别诗来看，他此时真正最究心的问题就是"好将吾道从吾党"。他此时体悟出来的道，就是静下来"心存气节"，也就是更强调"节"，过去是尚"气"，用他后来的自我总结是过去是只办到"狂者"的境界，他现在要向"中行"境界修练。但还只在练习"守中庸"的份上，离随心所欲不愈矩之"时中"正果，还有很大的距离，可贵可喜的是他知道这一点，他不盲目的自大自壮。他要"从吾党"就是在师友之间形成"研几悟道"的小周天，从而相互勉励，抵抗习俗，另辟一人文景观。

相对于追名逐利的滚滚红尘，他这个立场绝对是"静"，过去的同学同僚可能还会笑他这种不着急的守静状态是没出息，不长进。但他此时已过了矮人观场浪悲伤的人云亦云的趋俗期。他再也不会如醉汉东扶西倒，西扶东倒了。这就是静下来的好处，静的下限是不会随波逐流了;上限则是可以"体道"。

现在是要离开朋友和同学的问题，不是与刘瑾的恩怨纠缠了。这些地方本不值得太细看，但在人生的拐弯处，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对于一个性情直接产生哲学的心学家，现在是观察他理解他的好机会。

他一点也没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畅";也没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自然也没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傲";他平静得让人泄气，这是"理学家"（心即理，心学属于广义的理学）不同于纯情诗人的地方。已经知行合一了的人，其情既不"放"，也不"矫"，更何况此时的阳明正主张精一于"静"呢。

最重要的是，他知道刘瑾的时代并没有过去，从龙场驿丞"提拨"为庐陵县令，并不等于世道变了。这个现实与他内心的境界有着悲剧性的距离，只是，他不会天真地任性耍孩子脾气罢了。再说“逢苦不戚，得乐不欣”始终是心体如如不动的高境界。阳明在现实问题中，又始终是冷静务实的，他自然去上任，但"无可无不可"尔:

也知世上风波满，还恋山中木石居。

也知世事终无补，亦复心存出处间。

２．静功收放心

他坐船顺沅水东下，经溆浦大江口、辰溪，到达沅陵。沅陵是当时辰州府府治所在地。《沅陵县志》卷１３载：阳明喜郡人朴茂，留虎溪讲学，久之乃去。虎溪山在沅陵城西，山上有龙兴寺院。此时当地无书院，阳明便在寺院讲学。环境很好，正德九年，他还有诗回忆当时的情景：

他对学生的临别赠言是:

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还谴认教真。

这好象有点矛盾:既无可无不可，又认真于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其实是问题的层面不同。对待不确定的事世，只能用不即不离的态度才少上当少钻老鼠洞。跟任何风跟得太紧了都可能受捉弄。唯有料理"我心"才是第一等事，才是实学，才是与自己真切相关的事情。修练心体是不能丝毫马虎的，心体也是至为精密的，往往在体上差之毫厘，在用上就会失之千里。

"合一"的特点就是在日用中做工夫的。他当老师也与学究不同，他说:"改课讲题非我事"，看来，他在贵阳书院已"公开"地按自己的方式来培养学生了。他的教学中心就是"研几悟道"（心学尤重这个"几"字）。活学活用，始终是王学的基本特征，也是知行合一的题中应有之意。始终去追求"当下此即"的思维最高阶段--具体，是王学的本质特征。

他劝尚未脱离厄运的"同志":"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难，正阁下受用处也"。他这样说绝不是唱高调。这是他信奉的孟子的"反手而治"的辩证艺术，他本人是从中大得过利益的，到目前为止他所悟到境界从患难中反风灭火获受用的。练成这一手后就可以"随处风波只宴然"了---泰然原则是禅学与心学共同标举的最佳心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