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第1 / 2页）

他不主张强行致良知，而是“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良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若用一桶水一下子去浇一个小芽，便浇坏了它。

有人问：“您说读书只是调摄此心，但总有一些意思牵引出来，不知怎么克服。”王说，“关键是立志。志立得时，千事万为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尔。”“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纵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强记之心、欲速之心、夸多斗靡之心，有良知即知其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说完这一套，他浩叹一声：“此学不明，不知此处耽搁了几多英雄汉！”

所谓虚灵不昧正是指这种超越的能力。这个超越的本源在哪里？既在玄虚的形而上又在确实的心性中。用阳明的话说，则是“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做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做得障碍？”

可惜他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不知道什么上帝是所有实存世界的制造者、价值发射者那一大套教义，他若知道一定说，我的良知就是那个上帝，它是世界的本源、人类伦理的根据。他只能说些小说家言的话：“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药可代？”－－大可以与马克思描绘的到了共产主义人性复归之后的自由美感等量齐观。

他跟学生说：圣人不是不要功业气节，只是依循着天理，该讲究功业时就得讲究。循着天理便是道，便不叫功业气节了。他的言外之意是说他现在争个公道，是符合天理的。也的确是符合天理的。若不争便是假道学了。

他常跟学生说：“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因为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只要能诚，便是圣人。

他说：“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以上均见《传习录》下」

６．人有虚灵方有良知

他则刚因一恸而绝，再加上朝廷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刺激他。他心劳力悴，大事已了，顶不住劲了，终于卧床躺倒。他诚恳地写了个“揭帖”：

某鄙劣无所知识，且在忧病奄奄中，故四方同志之辱临者，皆不敢见；或不得已而见，亦不敢哟所论说。各请归而求诸孔、孟可矣。夫孔、孟之训，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荧炬之微也，不亦缪乎？

除了他确实病着这个原因外，还因为有的御史、给事受阁臣的指使，提议禁锢王学，阳明不是怕事之人但也不是好事之徒，他能够平静地化解任何事情，但不愿意沾惹更多的事情。而且他一直认为他的“真理”一人信之不为少，天下信之不为多。随便，“我之依良知而行”，率性之谓道，过分委屈自己即不是良知的本意。当然，他也并不总病着，心情也在改变。尤其是日益增多的学生，使他不忍辜负，而且薪尽火传全靠学生，他现在的事业也就是教学了。教学水平是出神入化的高了。尤其是他这种求根本的独创性心灵学问，更是思想水平有多高，“学术”水平便有多么高。张嘴就是，不用搬书本，更不用讲知识，只是促进学生自身的正确理解，就是让学生的体验日见“精明”，调出良好的精神状态。对心学来说，全部的问题的关键之处要认识到在人本身存在着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它植根于人的心灵，又是独立的能超越主观个体的、能与宇宙真理相联结的。人的义务和特权就是要以自己的全部机能，不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觉的努力，能动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这就是他的既根本又简易的“致良知”法门。

有的学生太衿持，阳明则说这是毛病，因为“人只有许多精神，若专在容貌上用功，则于胸中照管不及者多矣。”有的太随便直率，阳明又说是毛病－－“如今讲此学，却外面全不检束，又分心与事为二矣。”

有的学生作文送别朋友，觉得这种做法有问题，一是作文时费心思，二是过了一两天后还想着，就请教该怎么办？王说：“文字思索益无害。但作了常记在怀，则为文所累，心中则有一物矣，此则未可也。”有的作诗送人，王看过说：“凡作文字要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亦非修辞立诚矣。”

宋儒说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是“虽知亦问，敬谨之至。”阳明说不对，“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他精神水平高，能理解礼乐的本质，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一问即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