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第1 / 2页）

“我们到了广州以后，中山先生即令陆军退回原防，陈虽屡次答应，却不见兵队开调。这时，陈在名义上是退隐惠州[陈总部所在地]。口口声声，仍是服从政府，与我们也时常往来。……陈素来的地位军力，皆由我党所界与，且与我党提携合作多年，所以毫不怀疑他有异志。”

在这里可以插叙一段情节。在兵变发生前，庆龄的姐姐霭龄带着她的小女儿洛士文（庆龄小时曾用的英文名字）来看望她和孙。庆龄对即将来临的危险一无所知，所以还要霭龄在回上海时把小洛士文留在她身边。一位同霭龄关系密切的作者在写到这件事时说，“如果霭龄真的把孩子留下，那么历史就要因此而发生变化，因为孙中山夫妇带着一个孩子是绝不可能脱险的。”①庆龄在文章中接着写道：

①《广州脱险》（1922年6月），载《宋庆龄选集》。

“此时城中听陈指挥之部队达二万五千名，而我党大军皆开赴前敌，留驻后方只五百名……

“六月十五之夜二时，我正在酣梦中，忽被中山先生喊醒，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他刚得一电话，谓陈军将来攻本宅，须即刻逃入战舰，由舰上可以指挥，剿平叛变。我求他先走，因为同行反使他不便，而且我觉得个人不致有何危险。再三婉求，他始允先行，但是先令五十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然后只身逃出。”

美国的杜威和英国的罗素③等来访中国的著名西方自由主义者都对他有相当深的印象。④

①布赖恩·丁·乔治着《国务院和孙逸仙：1920—1924年的美国政策和中国的革命性裂变》，载《太平洋历史研究》（英文）。加州大学出版社，1977年11月号。

②见上引达林书。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当时的领导人是陈公博。陈后因支持陈炯明被开除出党，再后在国民党当大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当日本的傀儡，战后以卖国罪被处决。

③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贝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译者

④这个俄国人是共产党领导的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电讯社（简称“远东社”）驻广州记者斯托扬诺维奇。据达林说，斯后来改变了对陈炯明的看法。

据另外一些文章中的记述，当此危急时刻，庆龄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决要孙先走，自己留下。①当时庆龄正怀有身孕，这是她结婚七年来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妊娠。②

①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第122页。

在玩弄手段、施放烟幕的同时，陈炯明暗中与香港的英国当局及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保持接触。（吴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军阀，也是孙中山北伐的主要目标。）到1921年底，陈的态度改变已趋明显，因为他停止了对北伐军的供应。接着，1922年3月21日，由孙中山任命为陈炯明参谋长的邓铿在广州火车站遇刺，两天后伤重不治。虽然刺客逃逸，人们都认为陈炯明应对邓铿之死负责，因为邓拥护北伐而陈是反对的。邓铿是曾受高级训练的职业军人，早年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军事教育界颇负盛名①。他的被杀一定使孙中山想到其他类似的案件，如1913年宋教仁的遇刺，1916年陈其美在上海的被害以及1920年朱执信在广州策反桂系军队时被杀。

①在一本题为《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小册子（英文）（纽约《新共和》杂志出版）里，杜威称赞陈炯明道，“在我所遇见的中国官员中，他给我的印象最深……很可能成为第一流的全国性人物……他是一个既能使别人忠于他、他也忠于别人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就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了。”这最后一句话实在是绝妙的讽刺，因为陈很快就对孙中山叛变了。

（七）广州脱险

后来陈炯明公然叛变，在1922年6月16日对总统府发动突然的武装攻击，孙中山和宋庆龄只是凭着他们的勇气和幸运，才幸免于难。这一经过，宋庆龄在事件之后不久就用英文写过一篇记述①。她说，当孙和她正在广东韶关（原为曲江县）北伐前线总指挥部时，陈率军潜入省城广州，纵部肆意抢掠，并断绝交通。孙察觉形势危急，即偕庆龄回穗。她写道：

①邓铿是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革命军人的老师。他的学生中有蔡廷锴（十九路军军长，1932年淞沪抗战的英雄）、邓演达（1927年前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1927年后同宋庆龄一起为捍卫孙中山的政治原则而斗争，1933年为蒋介石秘密杀害）、叶挺（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抗日战争期间任新四军军长，曾被蒋介石囚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