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第1 / 2页）

①中文引文据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166页。

关于她的家人，据有人记述，她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最看重的是安全，蒋比我能给他们更多的安全。”①但这不是她的价值观。

①陈思兰《历史的注脚）（英文），第82页。关于宋子文的动摇，尼希恩《个人的经历》（英文）。

因此，不论是威胁还是引诱，都不能使她做出违背原则或良心的事来。（她常常用“良心”[Conscience]这个词，可能是所受基督教教养留下的习惯，但以后主要的含义是指政治上的正直。）

主要的牺牲者是李大钊。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位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五四运动”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进行合作的谈判代表、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领导人。他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朋友，也是毛泽东的朋友——“五四”时期毛还是一个青年时曾在北大图书馆在他手下工作过。他就义时同平时一样，满怀信心，无所畏惧。当时他还不到40岁。中国革命所遭受的损失没有像他的牺牲那样令人极度悲痛。宋庆龄深深地悼念他。①

①约翰·B·鲍威尔着《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英文）是一个美国人的亲身见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本来是蒋的崇拜者，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义愤填膺。

4月18日，距“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不过几天功夫，蒋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国民政府”。这一对武汉政府（他是由这个政府委派任职的）明目张胆的篡权和反叛行为却成了他的政权宣称具有“合法性”的基础。

蒋叛变之后，革命的政治联盟又维持了3个月，但只是在武汉政府的辖区之内。它的成员现在只剩下“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武汉政府下令将蒋介石撤职，他就用封锁来对付武汉，切断武汉同上海及长江下游的交通。武汉有许多原料来自这些地方，大部分产品靠长江外运，因此被封锁之后市场短缺现象日趋严重。工商业者开始抱怨经济萧条，工人农民则变得越来越激进，不断加强他们的组织。北伐的军队继续从武汉向北挺进。在这些军队中，有一部分小地主和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军官，希望仿效蒋介石的榜样。在武汉政府内部，这时又有了一个新的领袖汪精卫。他是当年4月从欧洲回来的。作为一个一度被认为是孙中山的“天然继承人”的他，本来是可以为武汉的左派增添威信的。但他的“站在左边”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对手蒋介石站在右边的缘故。

在这样的形势下，宋庆龄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政治象征，因为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她坚持孙中山的原则，并且在孙中山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同他在一起。那些嫌她碍事的人想破坏她的名声，或者把她拉到他们一边去，至少也要使她保持中立。但她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革命遗教，站在武汉政府一边，反对蒋介石。4月22日，她联署了一个给全国各地的通电，尖锐谴责蒋介石在上海的叛变。在这封通电上签名的还有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以及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他们在通电中指出，“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麇集于其（反共”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①武汉及由武汉政府领导的地区开始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群众运动，要求深化革命，作为对反革命的最好回答。

①文森特·希恩在《个人的经历》中说，李大钊有一位女儿同时被捕后也被杀害。本书作者最近从李大钊外孙女贾凯林处欣慰地获悉，这是讹传。贾在1992年3月5日的信中说，李的夫人赵纫兰和长女星华（贾的母亲，时年16岁）、次女炎华（时年12岁）均在1927年4月5日与李同时被捕，但在4月28日下午获释回家。次日阅报始知李已于28日上午遇害。

尽管普通民众极为愤怒，一些以“左派”闻名的国民党政客也发出特别愤怒的声音，但他们中已有人在开始谋划“退路”。他们想更多地依靠那些还在他们的旗号下的职业军官，以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来自蒋介石和群众运动这两个方面的可能伤害。对于工农群众迄今为止对北伐的支援以及把革命推向全国的要求，他们是满意的。但对于群众的社会要求、他们有一种出于阶级本性的恐惧，因为他们和他们部下的军官都有许多亲属是地主或工厂主，而农民要分地主的地，工人要厂主大大提高低得可怜的工资，这是同他们的利益有抵触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忠实信徒的宋庆龄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方注意的中心和风暴的中心。在武汉和南京两者之间，她坚定地站在武汉一边。在武汉那些图谋私利的动摇分子和劳动人民两者之间，她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国民党内各派的政客和军人都竭力要拉孙中山这面大旗来装裹自己。因此，如果宋庆龄反对或揭露他们，他们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对她造荡中伤，或施加威胁，或——如果可能的话——把她争取过去。

对她的攻击和造谣——政治的和个人的——真是无奇不有：但对年轻的孙夫人来说，对她掷去的污泥再多，也不可能把她抹黑。

尽管她的外表看去柔弱，想要用命令（蒋介石确实对她下过一道命令）或劝说（即使来自她的家人）使她改变立场，却是办不到的。对她的弟弟宋子文，两边也都在拉他。他犹豫不决，干脆丢下武汉政府财政部长的职责，溜到上海，住进莫里哀路宋庆龄寓所。她试图说服他返回武汉；但他正倒向蒋介石，反而想要她也来上海，最后归顺——至少不要妨碍——蒋政权。她的妹妹美龄（未来的蒋夫人）从上海赶到武汉，一时报章盛传她将使庆龄回心转意，同返上海）。“很明显，她是来把孙夫人带回去的——把上海报纸上由主观臆测而来的谣传变成事实。但她在武汉没有果多久，就一个人回到上海。”这是一位目击者的回忆。①庆龄所挚爱的母亲也来劝说，但同样无济于事。宋庆龄长期以来一贯的特点——对公众的责任感大于家庭私情——丝毫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