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第1 / 2页）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①

①埃德加·斯诺着《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8页。

宋庆龄就是这些不屈服者中的一个。他们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她虽然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她的心是同那些在战场上的人在一起的。她将在她所担负的那一部分战线上奋力战斗。在将要来临的黑暗的日子里，许多人将注视着她所屹立的地方，从而汲取新的勇气。章（参看注15）。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九章赴莫斯科：1927年8月

第九章赴莫斯科：1927年8月

约10年后，在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鲍罗廷的立场前后不一、有时还表现出软弱。①

①1988年秋在北京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斯诺问毛泽东，他认为对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以南京为首都的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他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泽东解释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1926年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又竭力反对，对于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泽东说，‘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

当然，矛盾在于：一方面要求保持所有上层的联合，因为没有这样的联合就不可能进行北伐，而北伐又为群众运动开辟了场地，另一方面又有必要保护和发展城乡劳动人民的运动，因为这是革命的基础，而劳动人民的福利和进步又是革命的目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个矛盾不能解决，除非被压迫的贫苦大众以及代表他们的共产党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这个条件在当时还不具备。由此看来，当时革命方面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是没有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展这样的武装力量。

武汉政府1927年7月叛变革命之后，宋庆龄经过同鲍罗廷、陈友仁和邓演达商量，决定去莫斯科。

必须想到，那个“鲍罗廷”当然不仅仅是鲍罗廷本人，他还代表他的上级。而他的影响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顾问”，他对中国的情况不够了解——也不可能有足够了解——不能要求他任何时候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中国共产党尽管发展迅速——从1924年的约500人发展到1927年的50，000人——它终究只有六年历史，很不成熟。

所以，很难论辩说，如果不犯错误，革命在1925—1927年就能获得彻底的胜利。当然，使革命力量有更大发展、使更多的革命成果得以保持而革命的损失则大大减少，这是能够做得到的。

后来，毛泽东这样总结道：

“1924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1924年至1925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1926年至1927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1927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接着，毛泽东以对革命的忠诚和信念写下了以下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