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第1 / 2页）

她继续说，多年以来，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内战不已。现在，他们“由于国难当前和舆论的谴责”不得不“召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但会议上“争论的中心问题不外乎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职位的分肥。关于构成全国极大多数的农民工人的苦难和急需，在这个会议上没有一个字提到。”会议后成立的“‘统一政府’竟力图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棒打枪刺，把他们像畜牲一样地赶出城去。……暴行是在这样的时候演出的：一支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向锦州推进……”

“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三）营救牛兰夫妇

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后来回国组织了第三党。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在‘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把他杀了。”

最后是更深刻地探究“左”倾时期的错误：

“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1905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说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

邓演达1930年创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改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在初期有过论战，但注定要成为在统一战线中中共的坚定伙伴。1947年它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1949年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一直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部分。

（二）对国民党的”判决”

为了回答蒋政府对邓演达的谋害、对日本侵略东北的不抵抗政策、对抗日运动的暴力镇压以及对左派变本加厉的恐怖行动，宋庆龄在1931年12月19日发表了一个义正辞严的声明。（即上文提到的《宋庆龄之宜言》）①这个声明连同1927年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929年的《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是她一生政治道路上的里程碑。此后，她不再称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因为邓演达曾经是在这面旗帜下成为一支真正有效力量的最后司望，而现在已经破灭。正如前面已经述及，她也不参加“第三党”。此后她全力支持的是共产党。

①见注4。

这倒不在于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哪些人。她自己的思想同共产党的观点也并非在每一阶段都一致。她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她看到共产党坚持原则，所以它的组织和战斗精神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力量源泉和希望所在。因此她要尽她的全部力量帮助它，包括她作为孙中山夫人的政治份量。她的选择不是她的独立性的否定，而恰恰是在面临许多反面压力的情况下，她的独立性的鲜明表现。正如她自己所说，她“不是骑墙派”。

她在这一声明中写道，“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国民党在较早时期所取得的胜利是由于“党内同志严格遵守他（孙中山）的遗教，以群众为革命的基础。”现在，“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国民党的领袖成了卑鄙的个人野心家。他们消灭真诚的革命者，邓演达即其一例。“因此，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