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第1 / 2页）

日本人攻占南京后大肆屠杀、奸淫，暴露出民族敌人“不仅向中国男子作战，也向中国妇女作战，并且对手无寸铁的妇女特别凶暴。”为了回答这种暴行，在一些城市组织了妇女战斗队。

1938年头九个月，“标志了中国民主团结抗战的高潮……也标志了妇女运动的高潮。”在国共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其中包括“许多内战时期被迫转入地下、遭到通缉的极能干的妇女，像邓颖超就是一个。”以开展文化宣传工作为主的妇女战地服务队中，有一支随军转战皖赣湘鄂①，还有一支由女作家丁玲率领，随八路军活动。

①史良（1900—1985），30年代在上海任律师，主持正义、保障民权、营救革命者，后致力于救国运动和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一任司法部长。1979年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直率指出，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才产生了承继1925—1927年的伟大传统的真正的妇女运动。在这些地区，被组织起来的妇女人数不是以千计而是以十万计的，同时她们不仅从事救济工作而且全面参加作战，全面参加政治和经济的工作。”这些地区曾经是“中国一些最落后的地区”，“妇女仍旧缠足，文盲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深受压迫与痛苦的丈夫们对自己的妻子采取了无限专横的态度，来补偿自己在生活上的绝望。出卖或溺杀女婴几乎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当地的妇女一见到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这些奇怪而可怕地迈大步走路的‘女兵’，就吓得躲进门去。”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经过耐心的革命的群众工作；

这些话让国民党内那些高贵的夫人们（包括她的姊妹）听了也是不会舒服的。

宋庆龄接着强调指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及后来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中国妇女带来新的希望。

在战前的救国运动中，女学生和男学生一起“参加了抗议示威游行……实行绝食，冒着警察的殴打、监禁和枪毙的危险而大声疾呼。1935年底，北平的学生赶到街头，准备用他们的肉体来阻止日本人在中国文化首都建立傀儡政府的阴谋。……中国妇女会永远记住，当游行队伍被阻于上了锁的城门之前的时候，有一位参加游行的女学生①将她瘦小的身子从门底的缝隙钻了过去，不顾守兵们挥舞着的大刀，向他们解释示威游行的意义，并要求这些守兵打开城门，放学生通过。”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25—137页。

在上海，新成立的妇女救国联合会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她们所呼的口号之一是：“妇女们只有参加抗日才能解放自己！”这个新的团体还成立了职业妇女、教师、学生、工人、家庭妇女等许多分会，出版了刊物，同其他妇女组织（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建立了联系。

“现在，边区的妇女……不仅比得上男子而且时常超过男子。在民主自治制度之下，妇女们参加了各种行政的工作。她们是男女村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妇女担任县长、镇长和村长是很平常的事。单在陕北，就有二千名妇女被选举担任地方行政上的各种职务。……

对于1936年上海和青岛日商纱厂中女工的罢工斗争，宋庆龄特别表示敬佩：

“她们的勇气甚至于比学生们还要大，因为她们所遭遇到的不仅是暴力而且是立即挨饿。这些工资少得可怜的女工们，身上穿着缝补过的衣服，头发上沾满棉絮、从小起就每天工作十六到十八小时，许多人已经得了致命的肺病——她们将永远成为我们民族觉悟历史上的英勇人物。”

工人们的斗争启动了其他社会阶层。为了支持他们，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袖——其中之一是女律师史良①——被捕入狱，并有被判死刑的危险（即“七君子案”）。这一事件进一步掀起了全国的抗议浪潮，宋庆龄站在最前列。

①这个女学生就是陆璀，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以后她历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部长、全国妇联国际工作部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多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并曾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执行委员和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美友好协会副会长。

抗战来临——中国妇女很好地迎接了这一伟大的考验。有的看护伤员；许多人不顾艰难险阻，偷越敌占区的封锁线去大后方或中共领导的游击区。留在敌占区的人，有的参加了爱国地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