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第1 / 2页）

前面提到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时发表的中印、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共同倡导的。她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论述了这一对国际关系的新贡献。她说，五项原则“在全亚洲受到特别欢迎，”得到“具有各种不同目的和信仰的社会人物和组织的广泛赞成”，“表达了亚洲一切国家人民的最珍视的愿望”。

在这篇文章中，她还讲到台湾问题，严正表明：“决不能容忍对我们内政的干涉”，中国人民“决不接受使台湾和台湾海峡‘中文化’或‘置于监督下’的任何建议”，认为这都是“违反五项原则的”。①

①《五大原则》，载《人民日报》1955年3月25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17页。“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五项原则在中国的外交及整个世界事务中都结出了丰硕成果。它是1955年“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相互沟通的主要桥梁。这次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亚非国家（有的已独立、有的还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在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宗主国参与的情况下聚会，共同商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决定过去都是由帝国主义宗主国来作出的。后来，它又成为不结盟运动、以及整个第三世界所奉行的基本准则。最后又在中国倡导下使之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准则，也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间的关系准则。

[对印度的情谊]

她们曾经面对过枪口、集中营的酷刑和种种可以想象的惨死。中国、印度、越南、朝鲜、印尼和其他各国的女英雄是全世界妇女可以引以为荣的。”①

①《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11日），《宋庆龄选集），第204—221页。

在这篇讲话中，她还着重讲到苏联和新中国妇女的情况。在这里提到的只是有关亚洲的方面，其他有关妇女社会地位方面的内容将在以后涉及。

第二年，她在一篇题为《朝鲜人民的斗争在亚洲所起的作用》的文章中说：

“一个普遍和绝对的真理渗透了今天的亚洲大陆……武装群众在一切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终究会赢得胜利的。……中国如此样南与朝鲜也是如此。这在历史上标志着力量的日益转移，成为对于今天的亚洲说来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事实。……以革命的政治思想武装了的新的亚洲兵士，已经站立起来与西方帝国主义面对面作战……

50年代初，宋庆龄对印度的感情再次开始表现出来。她出席了印度在新中国的第一批文化活动。1951年5月，她寄词祝贺加尔各答和孟买两地的印中友好协会成立，说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它对于我们两个强大国家，对于亚洲以及全世界，都能产生深远的影响”，指出：应在古代就已树立的两国关系的基础上，“把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求能够打败亚洲人民的任何一个敌人，并对世界和平的事业贡献出全副的力量”。①

①《人民日报》，1951年5月19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81页。

十年前，她同尼赫鲁曾表示希望在两国获得自由后见面。这个愿望在1954年实现了。10月19日，已成为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宋庆龄同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在毛泽东主席举行国宴招待尼赫鲁时，她陪同毛主席在门口迎候。她还邀请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到她家里来共进午餐。

第二年，即1955年12月，她率领一个中国高级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赫鲁在欢迎词中说：

这不能不鼓舞了那些被压迫的人民，从事争取自己胜利的斗争，以期整个亚洲得到解放。”①

①《朝鲜人民的斗争在亚洲所起的作用》（1950年10月11日），《宋庆龄选集》，第244—249页。

这些话表达了一个正在出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事实，即：亚洲（占有世界上一半人口）终于开始、并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完成了非殖民化的进程。

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前两个星期。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把美军推进到中国边境鸭绿江边，妄想“压平”新中国，但终被志愿军击退。（朝鲜的斗争以后在中美关系部分还会谈到）

在前面已经引述过的在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开幕词中，她强烈地把世界和平同非殖民化（特别是在亚洲）联系起来。（有一些西方代表团集中注意大国之间的缓和，想借此回避殖民主义这个有刺激性的问题，而这种观点并未受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