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第1 / 1页）

先是为了分洋房汽车。郑介民把戴笠在上海林森路的1所大洋房要去之后，毛、唐两人各争1所小的。美国特务机关送给戴笠4辆新式小汽车，原来准备送1辆给蒋介石外，3人各得1辆。以后何应钦知道，要去1辆，剩下2辆。郑、毛两人便各要1辆，而要总务处长沈醉去向唐纵说明情况，请他在原有的旧一点的和接受汉奸的所有好车中挑1辆，弄得唐满肚子不高兴。正在这时，又插进一个姓胡的特务来大吵大闹。胡氏参加军统后，虽然只当过息烽训练班和衡阳查缉干部班的副主任，却要凭他过去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时帮助过戴笠这一点，硬想挤在郑、毛、唐3人中平分秋色。因为没有人理他，有次便借酒装疯，跑到军统局要打唐纵和毛人凤，被沈醉阻挡以后，竟大耍无赖，倒在地上不起来。毛人凤没有办法，只好也分给他1座洋房、1部汽车。这一来，不少人都想效尤，经常有为争夺东西而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发生。

戴笠摔死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渴望能真正走上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对军统局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关，都希望能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早日撤销。

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些人提出裁减军统的意见。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在反共反人民方面与军统目标相同、意见一致，但是对军统和戴笠的种种做法非常厌恶，或在本身利害方面与军统有冲突。戴笠在世时，由于戴为蒋介石所宠爱，大家都畏惧他几分，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好提。戴笠死后，这些人便想趁机报复或分赃。他们决不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正想撤销这个特务机关，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和目的。例如，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陈果夫等CC派首脑，则想趁机打垮军统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在当时也表示过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和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人，则是想由目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缩减军统。大员中，只有宋子文、胡宗南表示支持军统，蒋介石为了应付内外舆论和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决定将这一特务组织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军统”名号将不复存在“军统”。

“军统”为蒋介石的两个主要特务组织之一，它是以“军方”黄埔系为基础的。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于1938年8月。这个系统的特务，实际上早在蒋介石上台执政之时即已开始了活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他的侍从副官胡靖安（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六期入伍生政治部主任）在上海纠集了一批黄埔军校的学生，组织了一个“侦查组”，为蒋介石收集政治、军事情报材料。戴笠原是黄埔军校六期的肄业生，参加了胡靖安的“侦查组”工作。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胡靖安奉命赴德国留学，“侦查组”的工作即由戴笠接替，名义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上尉联络参谋。戴笠组织了一批流氓、帮会分子和亡命之徒，在上海、南京一带活动，以“学生”的名义把收集的情报呈送到“校长”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批给戴笠特别活动经费，允许以“总司令部侦查组”名义招榄人员进行活动。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军方”黄埔系的骨干分子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下设有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任助理干事，于4月1日正式成立。1934年4月，复兴社特务处又与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仍由戴笠任处长。1937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党务调查处为第一处，特务处为第二处。1933年8月，蒋介石把第二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常简称的“军统”（第一处扩大成为“中统”），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少将级，1940年后升任局长），实际负责。军统局的规模异常庞大，内勤组织有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是在各大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特别组”。其基本组织为“组”及直属情报员。所有内外勤特务都是终身职务，不得中途退出。军统局迁到重庆后，基本工作人员激增至4万余人；在边远的伊犁、拉萨以及一些国外重要城市，都设有机构；控制了一些大专院校的“抗日锄奸团”，海关、边卡和交通要道的“缉私大队”、“税警大队”、“盐警大队”，铁路沿线的“交警大队”；还控制了江南沦陷区的“忠义救国军”等公开的武装部队。1942年，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发生了联系。1943年4月，中美双方签订协议，合作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于5月1日在重庆郊区磁器口杨家山正式成立，戴笠任主任，美海军参谋部梅乐斯中校为副主任。中美合作所拥有大批美国新式器材及武器，有数百名美国特务来到中国进行活动，在各地举办了十几个“特种技术训练班”，先后调集了四五万人接受训练，形成了一支特殊的武装特务队伍。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结束，所有器材、人事移交军统局。

“军统”系统的特务，一直把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进行五次“围剿”时，它曾派遣大批特务潜入革命根据地，刺探情报和进行抢劫、暗杀等活动；抗战开始后，又派遣特务混入八路军和新四军中，采用各种卑劣手段进行造谣破坏和窃取情报活动。“军统”还组织了极其凶恶的所谓“行动小组”，专门从事政治绑架和暗杀勾当。他们嗜血成性，残酷毒辣。被他们秘密绑架和凶残杀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是难以数计的。1933年6月，他们在上海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企图以此来镇慑宋庆龄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次年11月，他们在沪杭公路上暗杀了主张抗日的《申报》负责人史量才，举国为之震惊。抗战开始后，满怀抗战热忱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刚从海外回到祖国，就被戴笠囚禁起来。经过12年的辗转折磨，他和秘书宋绮云两家6口全被杀害在中美合作所内。1940年3月，他们在成都搜捕了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车耀先和罗世文等10多名共产党员，在审讯无结果后，除将车、罗二人关押在集中营外，其余的人均被投入坑内活埋；1946年，又把车、罗杀害在中美合作所内，并焚尸灭迹。“军统”为了大量囚禁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在重庆望龙门设立临时看守所（特务称之为“小学”），在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设立秘密监狱（特务称之为“中学”），更在贵州省息烽县境内设有全国规模最大的集中营（特务称之为“大学”）；此外，还在江西省的上饶县设有东南最大的上饶集中营。特务们在这些杀人的魔窟里，对所谓“政治犯”施以种种非刑，并用美国新式器械横加折磨，其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

特务也是蒋介石翦除异己力量的一支别动队。1933年11月，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时，戴笠率领大批特务赶到福建进行策反和破坏。1935年初，康泽率领“别动队”入川，也是蒋介石专门用来对付四川军阀的。1936年6月，陈济棠在广东成立“西南政府”时，戴笠派遣特务收买了陈的空军和其他将领，致使陈军不战而溃。同年冬，戴笠派人在上海绑架了反蒋派胡汉民的得力助手刘芦隐。

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抗战还比较积极，“军统”在这时期也诛杀了一批叛国投敌的汉奸卖国贼。如：1938年在沦陷后的上海，诛杀了伪“维新政府”的军政部长周凤岐、外交部长陈萧、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以后，又击毙了投敌的上海帮会头子张啸林，枪杀了正在进行通敌叛国活动的唐绍仪。但自1939年以后，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军统”为了实行反共政策，不惜与日伪特务勾结，和汪伪的政治保卫局交换使用人员，各委要职，设立电台，互换情报。有的汉奸甚至还兼有“军统”特务身份，如大汉奸周佛海就是“军统”指挥下的“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的“总指挥”。张国焘1938年3月在武汉叛离共产党后，先和“中统”发生联系，到重庆后又转到“军统”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任所长。抗战中叶是军统局的黄金时代。当时，它所掌握的基本特务约有10万人，外围人员20万人，直属机构有：各地军事机关的第二处、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财政部缉私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邮电检查处、航空检查所和别动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