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第1 / 1页）

协助机构有：各地宪兵团和各地警察局。“中统”能与“军统”分庭鼎立，获得蒋介石的亲睐的另一特务组织，就要属“中统”了。

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巩固它的反动统治，从CC系的“党方”和黄埔系的“军方”，分别组成””中统”和“军统”两个不同系统的特务组织。它们是蒋介石豢养的两支政治鹰犬，凶狠残暴，血债累累，一直把罪恶矛头对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统”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一手创办和经营起来的。它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于1938年8月。追溯它的前身，却起源很早。蒋介石自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为了进一步破坏共产党组织。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同时为了把国民党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清除左派和防止其他反蒋派系，以陈果夫、陈立夫为中心组成了一个特务性的CC集团。这个集团的基础就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是陈立夫。他对党务调查科大加扩充，并在各省市党部指定专人为“肃反委员”，设立“反省院”、“感化院”，专门关押和审讯“政治犯”，逐渐形成一个“党方”的特务系统。“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和对付各派反蒋势力，命令陈果夫、陈立夫纠集一批CC系亲信分子，组织“青天白日团”（简你“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这两个秘密组织的主要成员，都是“党务调查科”系统的骨干分子。这时，陈立夫的表弟徐恩曾主持“党务调查科”。他适应蒋介石强化反动统治的需要，对该科的人事和经费大加扩充，设立机构，大批训练特务，在各省市党部设立“调查室”，派遣专人进入各地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机构，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1931年4月逮捕顾顺章（当时为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并策动其叛变，以及1932年10月逮捕陈独秀，都是党务调查科干的。1935年底，党务调查科扩大为党务调查处，它的触角伸到全国各个方面，特务活动更加猖撅。

1937年4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强化特务活动，将党务调查处与军委会特务处合并，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当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的陈立夫兼任局长，党务调查处改为第一处，军委会特务处改为第二处。但这两个处是“党方”和“军方”两支不同系统的特务，矛盾迭起，纠纷不止。1938年8月，蒋介石又将这个调查统计局改组，“党方”的第一处另行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军方”的第二处扩大成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陈立夫此时已调任教育部长），徐恩曾任副局长。“中统”迁到重庆后，竭力招兵买马，扩大机构，到1940年底已有特务13000多名。“中统”始终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活动重点。它采取“渗透和招抚”的策略来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伪装“站在共产党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以共产党的思想观点来说话行事”，混入共产党组织进行阴谋活动。它大量招纳堕落的知识分子和叛徒充当它的爪牙。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后，“中统”被迫暂时收敛了一下反共活动，但不久即按照蒋介石的意志，恢复了它一贯与共产党为敌的狰狞面目。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是中统局起草的。“中统”特务按照这两个“背向日本，面向边区”的绝密文件，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作为次要敌人，把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作为主要敌人，充当“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急先锋。中统局在1941年“皖南事变”前夕，按照蒋介石的布置，派出“专员”邓纫在浙江金华设立机构，并到上海与日本特务头子柴山、影佐、冈田、金山一一会晤洽商。当蒋介石调集7个师袭击皖南新四军时，日本侵略军也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中统”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为其活动基地，在各省市普遍设立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则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工作；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要的中学，广泛建立起了“党员调查网”（后改称“党员通讯网”）。他们不仅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人，也进行“调查”、监视，炮制黑名单，配合军警机关逮捕、审讯。因此，国民党内一些正义之士说话行事也常常是提心吊胆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统”又接收了大量日伪特务，因而得到更大发展，特务人员分布到县城和乡镇，秘密监视、逮捕和迫害每一个被他们认为可疑的人。这时，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要求实行和平民主。“中统”遂把它的工作重心放在破坏和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平民主运动上，施展它的“以政治对政治”、“以组织对组织”、“以群众对群众”的反革命伎俩。所谓“以政治对政治”，意思是共产党善于根据形势提出政治口号，“中统”也提出政治口号；所谓“以组织对组织”，意思是共产党组织各种团体，“中统”也组织各种团体；所谓“以群众对群众”，意思是共产党发动和组织群众，“中统”也发动和组织群众。他们施展这些伎俩，制造了一系列政治事件。1946年1月捣乱政治协商会议各界协进会会场的重庆“沧白堂事件”，2月10日破坏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殴打郭沫若等60余人的重庆“较场口事件”，2月22日的全国性反苏游行以及捣毁重庆《新华日报》和《民主报》（民主同盟机关报）事件，6月在南京下关车站包围和毒打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上海代表，等等，都是“中统”破坏和镇压民主运动的血腥记录。“中统”为了破坏和镇压学生运动，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名义，派遣大批特务分子充任大专院校的训导长和训导处工作人员，对重要中学的训导主任也竭力加以控制。“中统”还在大中学生中发展特务，腐蚀青年。“中统”疯狂破坏民主运动和迫害爱国人士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194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被迫改“调查统计局”为“党员通讯局”，但仅是换个名称而已，实际上丝毫没有改动。这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民主运动席卷全国。“中统”特务与“三青团”骨干分子组成“党团同志联合会”，继续在大中学校玩弄它的“三对”故伎，编造黑名单，协同军警宪兵逮捕进步学生，制造了大规模的白色恐怖。“军统”、“中统”共同行使着它们的特务职权，为着自己的利益也不时发生冲突和摩擦。戴笠生前备受“老头子”蒋介石的宠爱，他所领导的“军统”更是有恃无恐，相比照之下“中统”稍逊色一筹。戴笠死后，“军统”的内哄使陈氏二兄弟有了可乘之机，削弱“军统”，发展“中统”，好像也有难得的机遇。在四面楚歌声中，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凤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统计局这个名称。蒋介石自己很清楚，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得鲜血大多，再拿出来实在太不雅观，便采用了“保密局”这样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

保密局成立后，郑介民为了防范毛人凤大权独揽，便把他的亲信同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继勋派为局长办公室主任，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还派他另一亲信同乡王清为办公室专员，协助张对付毛人凤。毛原来想让他最亲信的人潘其武担任这一工作，看到郑这样安排，只好请求唐纵把潘其武安置在警察总署当刑事警察处处长。唐纵这时因意外地得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便心满意足，不想再插手保密局去争领导权，只是趁机要去了马台街22号一所大房子，作为警察总署的办公地方。毛人凤为了拉拢唐，专门对付郑介民，又自动送几辆汽车给警察总署，并同意唐在保密局中调用干部。总务处长沈醉当时倾向于毛人凤的浙江派。由于掌管财物关系，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认为他分东西偏心，经常找岔子。毛人凤便利用沈对郑妻的不满，叫沈给郑制造一些麻烦，以扩大人们对郑的不良印象。沈醉曾抓住郑介民做50岁生日这个机会进行活动。郑一向怕老婆，1947年他50岁生日时，自己怕惹是非，不敢大张旗鼓地做寿，毛人凤叫沈怂恿他老婆非做不可，并向许多特务去宣扬，暗示他们送厚礼。生日前两天，郑生气跑到上海去了。沈醉便派人为他大肆铺张，把他在南京颐和路的住宅装饰一新。到时，许多公开单位送去的金制寿桃和许多金银器具、礼券等，都一齐陈列在寿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