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第1 / 1页）

曹先生接着说：“放心，百分之百安全。只要你与我们合作，我们会不定期给你邮钱，肯定比你在美国挣得多。这样，可以提高你的生活水准。”此时，郭奕宣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完全失去了自控的能力，他无言以对，不知所措。他像一条系在拔河绳中端的标志带，被自己头脑里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想、观念、感情撕扯着。他意识到自己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他后悔了，害怕了，但也终于屈从了。他拿起笔，记下了王小姐给他留下的通信地址。然后，他又一遍一遍地辨别了台湾特务机关对他的广播呼号：“3925号问志请注意，3925号同志请注意！”那短促、低沉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敲着他颤栗的心。

翌日，他面对着“青天白日旗”，将右手掌伸向前方，宣读了誓言，又接受了赏赐给他的第一笔经费。

他受命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负责物色具有反共意识的大陆人，作为发展对象。当他得知郭奕宣是从大陆来的时，两只眼睛鹰隼般地向他盯去。他默默地观察了郭奕宣几天，心里毫无把握。然而，通过谈话，他惊喜地发现，这位看上去很沉稳的大陆青年，内心早已失去了平衡，他决意按照原计划继续做下去。

郭奕宣回到姨家，也久久不能入睡。他边翻看《蒋介石言论集》，边回忆白天发生的一切。说来也怪，有的人朝夕相处却话不投机，有的人途逢路遇却心心相印。这种感情的源头在哪里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从此，郭奕宣和李博一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课余时间，他们一起逛夜总会、游裸体泳、去赌场、看淫秽电影。当然，一切花销都包在李博一身上。他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题。李博一还经常请郭奕宣到家里作客，向他赠送礼物，给他看台湾的报纸，播放台湾的《离歌》、《毕业歌》、《中华民国颂》等歌曲。有意识地向他灌输亲台思想。而郭奕宣对这一切，却好像是久已向往，早已渴求。他有些不安，更有些昏然。现实、理智，多年来所受的教育和出国留学生的严明纪律，在郭奕宣的头脑中变得模糊了，淡化了！时间在飞逝，一晃过了一年多。

1982年年初的一天，刚刚下课，李博一拿着一张报纸给郭奕宣看。“奕宣，台湾发起捐献自强爱国基金活动，你也参加好吗？”“自强爱国基金？”郭奕宣不懂。“捐献自强爱国基金活动是台湾的一个创举，参加捐献的人可多了，有美国人，也有大陆的。邓丽君还捐献过十几万呢！如果再有大陆学生参加，那就更有意义了。”李博一闪烁其词地宣传了一番。“怎么样？”李博一又追问了一句。他喃喃地说：“我是个穷学生，拿不出钱。”“哈哈哈，原来你是为钱犯愁。没关系，去年大陆有位先生才捐了100元。钱不在多少，表示表示心意总可以吧。老弟，听我的话没亏吃，将来你会有钱的。真的，我不骗你，捐吧！”郭奕宣听了李博一莫名其妙的暗示，心想，参加了即使不会带来好处，也不会有坏处，捐就捐！他问：“台湾我谁也不认识，写信给谁呢？”

“你可以直接写给蒋经国。”李博一干脆地说。是好奇心的驱使，还是钦慕的吸引，抑或是思想已被异化，郭奕宣兴致勃勃地准备捐献了。他回到姨妈家，拿出了自己在鞋店干活积攒下来的钱，又谎称有个同学向他借钱。向正在美国探亲的妈妈要了一些，共凑了400美元，然后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寄去。1982年3月10日，郭奕宣收到台湾一个称张先生的人的来信：奕宣同志您好！蒋总统已收到你的信，对你的行动深堪嘉许，嘱咐我们与你联系。我的地址是台北市583信箱。希望你把家庭和个人具体情况写信告诉我们。

与此同时，美国加州地区发行的《世界时报》中文版出现了一则消息，报道大陆1名留学生积极参加台湾当局举办的“捐献自强爱国基金活动”1事。这时，李博一却以另找工作为名离开了语言学院，与郭奕宣再也没有联系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一桩招募物色任务，又去寻觅新的猎物。9月7日上午11时，在国泰银行拐弯处，郭奕宣和台湾派来的50多岁赵教授相会了。寒暄一阵后，他们来到一家中国饺子馆。赵教授点了几个菜。席间，他以长者的口吻深有感触地说：“老弟呀，美国这地方，人情薄如一张纸，很难遇到知己。这两年，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哦，好在快毕业回国了。这样吧，在你回国前我安排你到台湾旅游一次，开开眼界。散散心，怎么样？”

“到台湾去玩，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可是，恐怕不可能！”郭奕宣面呈难色地说。“为什么？”赵教授满面笑容地问。

“因为台湾方面有规定，大陆人必须在美国居住5年以上，才能去台湾旅游，我来美才两年，没资格。”“哦，你例外，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为你争取免费去台湾旅游。”“那当然好啦！”郭奕宣求之不得他说。可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欣然允诺带给他的将是无尽的悔恨和耻辱。

1951年，当共和国迎来第二个春天的时候，郭奕宣降生了。他的父亲早年参加革命，转战南北，出生入死；解放后，在省城一家有名的大型企业担任厂长。母亲也是这家企业的中层干部。郭奕宣的童年是在蜜罐中度过的。可是，1966年那场冲击，使郭奕宣猝然从欢乐的巅峰坠落到不幸的深谷。他父亲挨斗，被关入牛棚。母亲也被隔离审查。家里一切优越的待遇都没有了。他和当时许多当作“狗崽子”的孩子一样，跌落到了社会的底层。他的心灵第一次蒙上痛苦的阴霾。1968年底，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他提着1只旧帆布箱，怀着一颗破碎的心，茫然地来到了农村。冬天，东北农村的气候冷得出奇，凛冽的寒风夹着枯叶，漫天飞舞。郭奕宣的脚经常冻得发木，两手发抖，精神上也产生了一种极度的空虚与凄凉。寂寞与痛苦中，他便从知青伙伴那里借旧书，贪婪地读起来。百无聊赖之时，他还爱津津乐道地听一些思想落后的人谈古论今。他们经常在一起，大讲蒋介石、白崇禧！从此，少年时深扎在郭奕宣心灵上的荣辱观念动摇了，颠倒了。从此，他开始搜集三民主义书籍，研究国民党方针政策，盲目地认为三民主义比马列主义强，错误地把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同当今的台湾国民党集团等同起来。1976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被送到吉林省林业学校学习，回到了父母身边。母亲委托老同志给他介绍了一个漂亮贤慧的姑娘。在他出国前，父母又拿出一笔可观的款项，为儿子操办了婚事！或许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应该这样延续下去，可生活的激流中会有漩涡改变着人的命运啊！1983年3月9日凌晨7时，郭奕宣和赵教授到达台北中心机场。出了通道口，便看到前来迎接他们的两男一女。这3人走上前和赵教授亲热地握手。接着，1辆轿车把他们载到了很远的地方，在1扇使人一望就心里发怵的大铁门前停住了。透过司机前的玻璃，他看见那大铁门旁边是高高的围墙。他们走进1座小洋楼。郭奕宣被安排在二楼的一个单间。一切停当后，赵教授才指着那3位一一向郭奕宣作了介绍：带眼镜的大个儿是翁先生：体态较瘦的中等个儿是曹先生；还有一位是王小姐。“哦，郭先生，久仰，久仰！”3人几乎同时伸出了手。他们来到了休息厅，曹先生讲了活动安排：“郭先生，明天咱们去台北玩，后天去高雄，参观两个大工厂，然后到台南看古迹。”翁先生又接着说：“郭先生今天坐飞机很累，好好休息一下吧？”于是，翁先生和王小姐告辞，赵教授和曹先生陪郭奕宣住下。

5天的参观旅游，紧张而愉快。他庆幸自己没白来，真是一饱眼福。没想到晚上，一切都变了。他们把郭奕宣叫到另一房间。然后，他们4人也相继来到，表情阴冷，咔咔的皮鞋声也显得格外沉重。翁先生首先开口了：“现在，咱们该谈谈工作了吧！”“工作？”郭奕宣的脑海中出现一个大大的惊叹号。王小姐和蔼他说：“对，很简单的工作。你回大陆以后，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情况写信告诉我们，好不好？”郭奕宣只觉得一盆冷水从头部泼了下来。他机械地说：“我既不是当官的，也不是做机要工作的，哪能知道那么多事情呢？”“知道多少向我们报告多少。”翁先生一字一板，如雷灌耳。这时王小姐向郭奕宣介绍了多种联络方法和暗号，详细规定了联络记号和收听广播的频率、时间等等，并嘱咐他回大陆后，用他们规定的方法向他们报平安。最后，还强调说：“记住，你的化名叫王祥瑞，代号是3925。”王小姐讲完了。

不，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梦幻。郭奕宣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小手指。十指连心，疼痛告诉他，这是真真切切的现实。特务们看出他的神色。翁先生过去，满脸堆笑他说：“老弟，不要多虑。我们告诉你的方法，是一种新发明的联络方法，很多人试着干过了，绝对安全。即使发现了，也不知道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