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第1 / 2页）

在《作家》99年第6期上看到这样一首诗，题目叫做《人体盾牌》。

盾被发明出来/本来是为了保护人体的//而人类今天竟然用自己的身体/组成盾牌/保护那条河上唯一剩下的桥梁//那是为了已经邻近的下个世纪/正义和良心/有路可走//我为这位诗人感到羞辱。

一个诗人，他应当是为人类生命而歌唱的，他应当认识到生命本身才是生命的目的，可是现在，他在歌唱人体盾牌。

如果说80年代初期，因为反文革（"非人化"）时代命题的迫切需要知识分子急切间拾起了17、18世纪西方古典人道主义启蒙理念，为黑暗时代的结束而开蒙解惑，这尚有道理。但是"启蒙主义"并非万世良药。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尔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所说："启蒙所谓旨在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的进步思想在今天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它把世界变成了一种同义反复，回到了它所企求摧毁的神话之中；它变得具有破坏力，变得无法控制了。其后果是，在改造周围世界的过程中显示出巨大力量的人误将理性变成了统治工具。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周围世界、自然和别的人身上，而且反作用于人本身，即人也在压迫自己的本性。"

人的本性是自由，人生而自由，虽然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理性只是人通向自由的手段和桥梁，绝不是人的本性本身更不是人的存在的目标。传统启蒙理念将"寻求人类自身活动的理性规范"作为人的本性，是怎么也说不通的，如果人是纯理性的生物，那么他自身之中就包含了理性的规范行，用不着到他的身外去寻找一个异己的理性规范；如果人生而是非理性的，那么他不可能本质地拥有不是他的东西。其实80年代后期的"新启蒙"运动之所以是"新启蒙"就在于它意识到了这种传统启蒙理念的虚妄从而部分地修正了它，但是"新启蒙"过于急切的对"人的外部（政治的、经济的）自由"的要求掩盖也在实际上扼杀了它本应作为主导的"人的内部自由"的主题，并使它过早地遭到了外力的挤压而结束了自己。

然而长期以来被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在精英主义的泥淖里不愿起身，坚持着一种精神贵族的立场，宣扬着一种没落的精英主义，这和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文化的建立是多么地格格不入。更可笑的是有些人似乎更加地悲愤起来。而且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们悲愤的来由竟然是大众，在他们的眼里大众太不争气了，看到大众自娱自乐地生活了，不把他们这些精英当成神仙一样供着了，就满肚子不愉快，就觉得大众堕落了，要给大众指导指导。

是谁主宰着大众的趣味？

经常遇到这样的编辑：在约稿信中一再强调稿子要浅一点再浅一点，要适合大众的趣味。这"大众"到底是谁？这大众的"趣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是由谁决定的呢？

它是由我们的编辑先生在它们的脑海中虚构的那个"大众"决定的，我们的编辑先生觉得这个叫"大众"的人看不懂，觉得这个叫"大众"的人听不懂，觉得这个叫"大众"的人因而也不愿意看，不愿意听，最终是不愿意买严肃的、认真的东西，所以他们针对他们心中虚构的这个"大众"而编辑他们版面，他们的编辑策略被他们自己虚构的大众左右了，而不是真实中的大众。

但是事实是他们的影响力。他们通过上面的程序将自己粗俗的、可鄙的趣味强加给了读者，──其实是他们将大众培养成了今天这种趣味的读者，可是在这过程中大众渐渐地被天然地看成了这样的人，我们以为大众本来就是这样的。

谁来对大众的趣味负责？写者到底应当适应"大众"的趣味还是应当提升"大众"的趣味？如果真的有一个趣味已经定型了的"大众"，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他们？

我在想，读者（喜欢读书、读报、读杂志甚至连街边的海报也要一一看过去的人）总是那些不读什么就感到空虚的人，"读"对于他们不仅仅是一种娱乐、一种行为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和习惯，──他们的趣味来自于他们的读物。读报的人，读书的人──首先他们是一个读者，而不是什么"大众"，"大众"当中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完整地读完一本书（除了教科书，可是今天我们的教科书能叫书吗？）我常常想，如果不是我进入了大学，如果不是我遇到了一位好的老师，他引导我接触黑格尔、海德格尔、尼采……那么也许我今天的阅读趣味只能是"晚报"的水平，因为那样的话我实际只能将晚报当成我的阅读导师，生活在生活中的我最容易购买的，最可能读的就是晚报了，这样我的阅读趣味就只能由"晚报"决定了。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晚报"不要将就我这个"大众"的趣味，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阅读趣味可言。我希望晚报的编辑者以提升我的趣味为己任，将我培养成一个真正的读者。

身体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