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第1 / 2页）

6、阎连科：《中士还乡》，《小说月报》，1991年第6期。

7、阎连科：《瑶沟人的梦》，《十月》，1990年第4期。

8、阎连科：《日光流年》，花城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9、朱向前：《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阎连科》，《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

在《日光流年》中，我们明显感到，作者的感觉不够丰富。小说中有大量这样的描写性语句："红红绿绿的说话声"，"夜深有十里八里"，"辣哗哗的日光"，"白惨惨的惊恐"，"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这种语言的确充满了色、香、味，在直觉还原方面有特色。但是类似的语句在小说中一遍、两遍，乃至五遍、十来遍不断地重复着，一个读者他会怎样想呢？他会对作者真正的感觉能力感到怀疑，他会感到单调和乏味。事实是阎连科所钟爱的这种语言方式并不适合于他。

但是，尽管我否定阎连科在形式上的先锋性探索，我依然得说，这是一部真正的先锋小说，我的意思是，仅仅是这部小说所把握的三姓村人的故事本身就已经是先锋性的了，而且这种先锋性是骨子里的，它根本就不需要在外形式上做一层先锋包装。

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它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中国史，它让我们看到了，那种不为时间的表层因素所左右，而深深地埋在气候、地理、人种特征的深处，秘密地隐藏着的民族生活的地核，难道这不是最先锋的吗？对于这样的题材，我们需要的是敬畏，我们的作者当怀着仰望之心做它的忠诚的奴仆，将它用最始源的语言，最朴素的结构，最纯净的笔调传达出来。让我们的写作本真地回到汉语言的民间源头去，让我们的写作本真地回到民族生活的真实中去。什么是先锋，这就是真正的先锋。

《日光流年》的先锋性在于它展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生命存在的最真切的原始形态。从中，我理解了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是一个群体主义的民族，因为个人主义在这里根本找不到土壤，三姓村人如果不是这样地联合起来，他们根本无法抵抗自然的贫瘠、暴虐，群体主义是一个和大自然处于敌对关系之中的民族不得已的选择。从中我理解了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是一个道德主义的民族，三姓村的人如果不是因为道德主义的支撑，他们的人格早就垮台了，他们的生存信念早就丧失了，他们有无数的理由抛弃三姓村，有无数的理由结束自己，然而他们延续了下来。从中我理解了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是一个需要独断的民族，三姓村人如果不是依赖于一代又一代村长的强力意志，他们将死于心软，死于饥荒，死于绝望。从中我理解了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是一个现世主义的民族，来世主义在这里根本没有意义，现世生存的窄仄压迫得人们根本没有空闲抬起他疲倦的头颅看一看来世，他们不可能产生彼岸信念。从中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相信命运，一个没有来世观念的民族怎么可能有命运观念？然而这却是真真切切的，"这就是命"――这样的语言在我们这个民族思想中的份量，只有三姓村人能掂量得出。

参考文献：

1、阎连科：《年月日》，《收获》，1997年第1期。

2、阎连科：《朝着东南走》，《人民文学》，1999年第3期。

3、阎连科：《和平寓言》，《收获》，1993年第2期。

4、阎连科：《在和平的日子里》，《钟山》，1995年第1期。

5、阎连科：《和平雪》，《花城》，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