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第1 / 1页）

至于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派，则明显地试图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来抵御西方的思想。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中西观念进行了比较，最终得出了各有其右的结论，认为孔子思想的要义在过去没有实现，现在孔子思想的"无我"和西方的"有我"比较正是一项长处，可以培养人生的活气。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认为孔子说了许多贵族性的伦理，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孔子没有意义了，而菲薄孔子。他们都表现出了不愿意中国人在精神上西化的主张。他们认为在"用"上中国人可以借鉴西方，但是必须在精神上保持中国人的本根。

这种思想在今天也依然有它的代表人物，如季羡林。他不是从西方思想的主我，中国思想的无我出发论证这个观点的，而是借用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四重根的命题，认为西方是讲人和自然的分离的，而东方是讲人和自然的合一的（天人合一），现在，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将取代西方的天人二分的思想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这都是中国化和世界化问题的折射。

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已经不限于西方的船坚利炮，他们中已经有了在欧美生活学习了多年深谙西方文化精髓的人，如胡适等。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加强了，因而对世界化更加认同。在中国的出路问题上，首先使用"全盘西化"这个用语的是陈序经，但是最大的也是最有影响的西化论者是胡适。海外学者殷海光说："虽然胡适避免使用'全盘'西化的字眼，可是照他所说的推论下去，早期的胡适并不反对中国在和平渐进的程序之下，走上全盘西化的境地。"程代熙则认为："全盘西化的思想不限于早期的胡适，可以说，胡适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全盘西化论者。"胡适的确在20年代使用过"全盘西化"一语，后来在潘光旦的建议下使用"充分世界化"一词。但是在胡适那里"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是同一意思的不同说法而已，中国的"百事不如人"，要"不需要怕模仿"地"学人家"，但是在胡适在心目中，学人家并不是什么都学，而是学人家的"科学和民主"，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等文中，他认为"科学技术"将成为世界文化，认为中国应当虚心地接受这个科学技术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本质，即民主。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化才会比先前更为发扬光大。

梁启超这里是从文化的方面要求对个人主义作出限制的。

而五四时期，我们同样看到了这种限制性要求，但是这种限制不是来自儒家文化的传统影响力，而是来自具体的社会发展的要求，它是要求中国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欲望和思想的产物，这种思想我们在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中可以找到注脚。文章作者以其特有的豪气说到："现在有一股浩浩荡荡的新潮起于东欧，……他（它）们一定要到远东，是确切不移的了。"在这里作者用一种乐观的与世界齐头并进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作者想到的是预先筹备以迎接这潮流，使我们的民族在这潮流中不致失去机会。在这样的态势中，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弃一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代价。陈独秀在"民主革命"论和"国民革命"论之间的转化就是一个例证。陈独秀的选择是民主革命让位给国民革命。

的确，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时候实际上对现实持悲观的态度，现实中的的政治黑暗，使他们对等待失去了耐心。辛亥革命的结果他们是失望的。他们需要更激进的革命目标──这只能是国家主义的。当然他们首先的入手点是"文化"。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首先是文化上的落后，而中国的更大的进步也一定必须在文化方面进行，这个思路在中国20世纪一直为人们所推崇，例如"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证。但是他的鹄的依然是国家，国家在现实的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所以尽管他试图从学术、文化角度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事实是不久他就按耐不住，在《新青年》的通信栏中大讲国家政治了。和陈独秀有一些可比性的是胡适，他主办或者协办的一些刊物的名称：《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读书杂志》等多数是议政的，他自然也说过20年不谈政治的话，但是自由主义者的命运总是如此──必须对国家的一切发表看法。因而自由主义者胡适在这方面和后来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又是一致的。五四时期没用人能脱离这种普遍的视国家为价值中心的风气。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是五四那个时代的主潮。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发展到了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在个人和国家这两个价值坐标之间"五四"人是有矛盾的。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欧洲关于人的发现一共有三次，一次是15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在中国"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现在"要发见'人'，去'辟人荒'"，"提倡人道主义思想"，而这个"人"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从动物"进化的，二是从动物"进化"的，他认为必须取消人的灵肉二分法，将兽性和神性结合看作人性，总之灵肉一致。而他又特别强调，他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人类要繁盛必先得个人盛，个人爱人类只是因为人类中有个我。进而周作人总结道："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总之，周作人在这里是贯彻了个人本位的精神的，先爱自己，再因为爱自己而爱别人。这是一种个人优先于国家的观念。这也表现在他的文学观点上。"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现在的个人虽然原也是族类的一个，但他的进步的欲求，常常超越族类之先"，他说表达感情出于个人也就是为人类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

周作人似乎一直没用非常认真地去关心现实的政治斗争。因为他并不热衷于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他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这一点他很清醒。他说："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是这样的具有特殊的意义的，所以他的人道主义有一个不一般的词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在强调个体的人的优先地位，强调人的性灵的自由，强调人的感性存在上五四人多表现得一致。周作人在《文学的未来》等中提出"文学无用说"，认为文学是非政治的，非集团的，而是个人的就很好理解了。他说："我想文艺的变动总是在个人化着，这个人里自然仍含着多量的民族分子，但其作品总只是国民的而不能是集团的事，""有些集团，在政治上想找文学作帮手"，或"想用艺术造成集团"，这对文艺个性化来说是"一种诚意的反动"，或"一种非诚意的反动"。总体上看，周作人是不相信什么"集团"概念的，他在日本人即将占据北平时拒绝了胡适要他南下的邀请而留在北平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他感到任谁来了做统治者都和他没有多少干系，他都是一个个人，他对国家的命运没有对个人的命运敏感。

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认定了"任个人"的思想原则。他说：人"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至极端之主我。"鲁迅希望中国出现"人各有己"的局面。他在死之前得出一个重要的人生结论是"我不加入任何集团。"

郭沫若同样如此，他公开宣称："一切的事业由自我的完成出发。"郁达夫也说："自我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我。"创造社作家以表现个人、展示自我为文艺的第一鹄的自不必说，即使是竭力主张"写实主义"的《小说月报》也在显眼的位置登载着这样的译文："表现自我──表现神秘的、文学家自身尚不明白的实体和那纯一的个性──这就是艺术上唯一的、真实的任务，也就是创作的一切秘密。"可见"个体（自我）"在五四人心目中的地位。

五、世界化与中国化的关系

1898年以前，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发现"西方"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是近代中国的改良运动的直接动机却是为了抵制西方对中国的侵蚀，因而在近代知识分子中，一直有一个"体"、"用"的观念。他们想的是中国的这个"体"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只要借鉴西方的"用"就可以达到战胜西方的目的。这种思路已经认识到了西方的存在，但是他们认识到的西方是只有"用"的西方，他们面向西方是被迫的，只是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他们的思想中中西是对立的，西方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大多还只是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技术魔力的来源，而不是一个文化上的先进概念，或者一个世界意义的文明，因而不存在什么中国化还是世界化的问题。例如，康有为、谭嗣同，他们的思想是基于儒家的"天下"观念以及儒家的三世说，总体上说他们的思想是基于"儒家"（今文经学的思路）的"体"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