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第2 / 2页）

我不时抬头看看墙上挂着的大幅照片，居中的自然就是刘队长——有他的“M”头型为证，左面是刘太太，右边是个长相可爱的小姑娘，大约十六七岁，正是他们的女儿刘颖。

“你大老远的过来，真是太客气了。不知道艾莲在你们那边过得好么？”

“啊，是的，很好，”我意识到自己走了神，低下头双手捧住茶杯——其实是打算捂捂冻僵的手，“他过得很好，两年前结了婚，婚后生活也很幸福。只是工作很忙，他就拜托我来看望您和刘队长。”

胡说，全是胡说八道！我有这样的毛病，一不留神就顺嘴瞎说，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可我又有点儿得意，认为自己很会说话，有礼貌，像是个非常非常地道的中国人。刘太太的反应出人意料，只轻声回了一句，“是么，那就好。”

这算什么？我思索如何运用言语的技巧把话题重新带回来，正在这个时候，她突然说：“艾薇，如果我的女儿还在身边，也该有你这么大了吧。”

什么？这话该怎么解释？我对刘太太忽然吐露心事并不太惊讶，只是，刘颖出了什么事儿？她为什么这么说？

忽然间，我意识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五年中一定还出现了别的变故，“您的女儿？”我干巴巴地蹦出这句话。

“她走了……”刘太太再次出乎我的意料，她的表情十分宁静，这说明她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可事实究竟是什么？她的女儿离家出走了，或者是……死了？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刘太太温和地注视着我，似乎看出了我的尴尬，“喝口茶吧，暖和暖和。”

我只好应声端起杯子，也算是扫扫自己的窘困状况，半天没敢吱声。我再次观察她的面容，这一回给自己找到了理由：她的衰老，很可能是因为家庭悲剧造成的。

“是啊，这茶很好喝，”我总是说错话，茶的好坏在此时有什么关系？可要开始的话题总得继续，“刘太太，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刘队长是不是出去拜年了？”

“他也走了……”

还是那份该死的宁静，这一次倒没有造成我的理解错误。刘队长这把年纪，以中国人的性格，是断然不会玩儿什么离家出走的把戏了，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已经死了！

这和书稿里的不同！死了的人不应该是刘队长，而是……

或者，最后他们都难逃一死。当然，每个人都免不了要面对死神，可他至少不该来得这么早……

——妮可尔.威廉姆斯

第八章蜻蜓

1999年6月12日的晚上，以及随后的两三天，艾莲全面介入了案件的调查工作：先后考察了现场，与证人见了面，又拜访了被害人王小姐在北京的亲属，阅读了警方以及法医关于此案的所有记录；最后，在15日的晚上出席了第三次重案组会议。当晚，艾莲只提到了三个问题。

首先是关于现场的推测：艾莲认为，凶手先行进入被害人的家，等待被害人归来，然后实施罪行。阳台和窗台都没有发现攀爬的痕迹，证实了凶手必然以房门作为通道。他可能有被害人的家门钥匙，也许有其他巧妙地窍门手段，当然，手法一定要很利落，不然在这样狭小的老楼区很容易被熟识的邻居给发现。不论如何，从作案效率来看，凶手很可能和被害人有生活上的交集。

接下来的问题是，作案动机。因为眼下只有一起案件，信息少之又少，艾莲本人也对凶手的某些行为一筹莫展——诸如绞杀、割手指、毁坏头部之类的，他提出复仇的观点。凶手和被害人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发生时段并不一定是最近两年。因为警方已经询问过楼群的居民，得知被害人在此居住的期间并没有过从甚密的朋友，那么被害人与凶手之间的联系，可能早在搬到这里之前就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