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第1 / 2页）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就卢沟桥事变发表了较为强硬的讲话:“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事的解决。”蒋介石在讲话中还提出了中国政府的四点明确立场:

(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我国外交最低限度。

这时候的蒋介石缘何对日本人一让再让，能够让日本鬼子长驱直入中国的领土？原因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指导思想作祟。他一心想集中兵力剿共，想等到剿完了共产党，再收拾日本人。可是，事与愿违，日本人不让他实现自己的梦想，将侵略的魔爪向中国继续延伸，他们得陇望蜀，占了长城又想再饮长江水。蒋介石一心想剿灭共产党再扛抗日旗。可是，红军不仅没有被剿光，还长征到达陕北，率先打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此时热心内讧的蒋介石仍痴迷在剿灭红军的梦境里，没有清醒过来。直至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蒋介石惶惶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调停下，蒋介石终于答应六项协议，即:(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力;(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五项条件和四项保证。蒋介石被迫同意确立停止内战的国共合作政策。此时，国共两党表面上握手言和，携手抗日，实际上，蒋介石将抗日二字还只是挂在口头上，没有真正放下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早在五年前的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日本海军竟然要登岸保护闸北一带日本侨民，要求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蒋介石当时想的是，中日矛盾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暂且答应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所以，他完全不考虑中国人民的利益，命令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

蒋介石的软弱给了日本侵略者更大的野心，日本出动飞机，对闸北、真如一带狂轰滥炸，炸死炸伤我许多无辜老百姓。十九路军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国民党十九路军击毙敌军万余，逼得敌人换了三次指挥官。明明是胜利者，南京政府竟同日本签订了妥协退让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让中国人民再次蒙受屈辱。

卢沟桥的枪声，又让蒋介石寝食难安。

蒋介石在7月17日的讲话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这次庐山讲话，于7月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老蒋的态度变了(2)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九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又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率领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在中国共产党及全国民众的鼓动及催促下，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谈话会，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参加了庐山谈话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