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5章（第1 / 2页）

而对外援助的法制化就是理性外交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根据自己形成的有中国特色、体现大国风范同时又具有较强指导意义的科学务实的《对外援助法》。其中主要总结了三个原则来规范对外援助。

首先应该有较强的针对性。应该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相联系，援助那些可能带来持续发展的项目，而不是立足于一次性补偿。援助还应该与这些国家的市场培育相联系，鼓励他们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经济互助和贸易的展开。

其次，援助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道义层面，也是政治行为和友好合作的体现。政府行为需要与单纯的感情情谊相区分，对外援助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中国的经济状况相适应，不能盲目攀比。

第三，对外援助不是即兴或临时行为，虽然针对突发事件可以有应急法案，但对外援助不只是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而是中国整体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长期的可持续的和平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外交的具体实施步骤之一。它应该有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原则、法则和措施，是一个科学决策的过程，也是一个有法可依的行为。

中国周边国家也经常出现一系列自然灾害，给受害国带来比较严重的影响，中国感同身受，果断地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但海啸、地震、自然灾害、金融危机、流行疾病、环境污染等事件的出现，也向中国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那就是如何持续高效、量力而行同时又能够科学地向受援国提供援助。

作为一个负责的地区大国，中国对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有着越来越大的责任，中国的睦邻、富邻、安邻政策也要求中国为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当这些国家遇到困难或自然灾害的时候，中国更应该伸出援助之手。

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与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与这些国家历史遭遇相似，发展阶段相近，经济互补性很强，也需要相互援助、互利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对外援助思想。其中主要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与非洲国家关系五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原则。这些原则确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思想和立场。中国的对外援助思想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是有别于西方国家以干涉别国内政为主要目的对外援助政策的。

于是理智慎重的中国根据国内的《对外援助法》与邦特这个突然跑来的小弟签订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援助协议，这其中也有国内无数眼光长远的战略家的深远谋略，邦特就是一个准备用来给大家看的新型大小国家平等合作的典范。

而中国付出足够平等的援助后，也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进军邦特，全力建设那个重中之重的航天基地。要知道中国未来发展的能源可是要靠月球上的庞大资源，特别是氦3，40吨氦3可以供应如今的中国一年的能源。它是地球上极其稀少的可替代石油的资源，而月球较多，有上亿吨，足够人类使用千年。

此外还有大量其它的如铁、钛、铀、钍、钾、锰等重要矿物资源。如果仅仅依靠地球，想要在列强环视，并从早已经瓜分完的有限资源中虎口夺食，付出的代价可远比从太空获取能源高得多，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能长久养活自身这个胃口越来越大的庞大经济体！

在改革开放前的特殊年代，中国采取只对外援助而不接受援助的作法。中国唐山大地震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谢绝了国际上所有的援助。但中国给予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援助是巨大的。有些产品中国人自己没有享用，而是直接援助国外。可以是说牺牲自己、帮助他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推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对外交往能力得到飞速的提升。在与发达国家交往的同时，中国仍然把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同时注意纠正历史上的一些错误作法，改变了政治第一政治挂帅、经济单纯为政治服务的作法，鼓励发展中国家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力求形成与这些国家互利双赢的共同发展模式。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也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色，创造了一些更加符合经济合作规律的新的作法。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贫富分化局面的加深，南北问题十分严重，随之而来的是援助与相互援助成为国际关系中日益频繁的现象。

这就给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中国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援助课题，所以对于援助的方式、援助的范围、援助的数额都需要上升到科学决策的层面，这些课题解决得好坏，不仅关系到受援国的利益，也关系到中国自身的长期发展。

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外交就必须向着专业化、科学化、综合化和理性化方向发展，避免主观臆断、感情用事对外交和国家利益的损害。一个决策科学化、法制化、脚踏实地的强大中国，也才能够真正长期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