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第1 / 2页）
第二次示威运动之后，学生中大部分主张作第三次游行，但未被学联会接受。学联会接纳了清华、燕京学生要求，组织扩大宣传团，向平汉线附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此议在第四次学联大会中通过。
扩大宣传团系由平津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分五大队，下分大中小各队及排班，再设常务、交通、组织、总务、纠察、调查、救护各组，悉采取军事化组织领导与方法。
各队预定1月8日在固安会齐，召开大会。全团学生达3000人，但宣传成绩不佳。民众参加听讲者，好奇者占95％，同情者只占5％。固安之会因宣传口号，发生左右派之争执。
右派主张，宣传口号只限抗日，左派主张宣传抗日并用倒蒋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右派愤恨共产党人从中利用，退出宣传团。左派将所余团员重加整编，约定1月10日会于保定。但两日之后，各队均被冀察政务委员会便衣探警分别截回。各团返平后与燕京、清华，东北大学等团体合组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实行列宁路线。1936年1月人数为300人，9月发展到1200人，占大学生总人数1A10，此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志士，逐渐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掌握北方青年地下工作的核心。
令秦妥善处理。
秦德纯的回忆录《海噬谈往》曾较详细地谈到“一二·九”。当陈继庵向秦报告时，游行队伍已准备到东交民巷（一说去政整会大楼，一说去日本使馆）。1935年东交民巷使馆正值日本国为值更年，日本得知学生游行消息即派机枪封锁住东交民巷路口，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北口（现在正义路北口）时，日本军人已经在高处架起了机关枪，只等游行队伍进入使馆区即开枪扫射。
秦德纯回忆录中讲到，当时他得到消息，估计学生游行队伍一到东交民巷，日本军人必然开枪，必然发生流血事件，学生血肉之躯必遭无谓牺牲。当时天寒地冻，为学生免遭杀害，秦决定派二十九军官兵用水龙在北口阻止学生游行。据说执行军官曾下跪，跪请学生队伍勿进东交民巷，并传达秦德纯的要求，要求学生到景山南门集中，秦市长接见学生。当时，学生代表陆璀等要求代表游行队伍进入东交民巷，并表示学生游行示威就是要求政府抗战，抗战就要有牺牲，牺牲就从我开始吧！
秦德纯还布置军警，警卫日侨商店，以免学生冲击扰乱引起外交纠纷和日方寻找借口，其实秦把学生水平估计过低，他们已不再是义和团。他们不再是喝了符水舞着大刀向洋枪队冲去的义和团。中国人在成熟。大部分学生后来都集中到景山南门听秦市长讲话。
据秦回忆，学生秩序良好，官方用面包馒头茶水等接待游行学生。秦市长首先表示自己也是爱国的，并且随时在准备抗击外辱，要求学生劲气内练，储为大用。讲话得到学生鼓掌欢迎。
“一二·九运动”，因请愿书未能面递，同学又多受伤或被拘捕，学生愤无所出，决议10日罢课。12月11日，东北大学学生9人又被拘捕，清华同学人心惶惶。13日，南京发表冀察政委会消息，学生疑此将为变相冀东自治，乃发动更大规模示威游行即“一二·一六运动”。
“一二·一六”之游行，其事前准备较第一次远为周密，其队伍行动概用军队部属，参加单位有44个，人数达7775人（12月9日参加人数约700余人）。规模之大实为空前。从其组织指挥情形而看，系出自富有社会斗争经验者之手。12月16日，原为冀察政委会举行成立典礼之日，因学生示威游行，延缓两天。12月16日学生游行情形如下：示威团分五大队，第一队由东北大学领导，第二队由中国学院领导，第三队由北京大学领导，第四队由清华大学领导，第五队由燕京大学领导。集合地点为前门外天桥。传单上只涉及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救国运动自由，未对政府攻击。学生出校即遭军警拦截，学生冲出，到南长街口，警察又持水龙向学生喷射，为学生所夺，放水反射，警察四散而逃。
大队至天桥集合后，就地召开市民大会，吁请抗日。呼口号散传单，市民给予同情支持，争送茶水等。队伍游行至前门大街，遇二十九军武装巡逻队，拦路不许前进，领队向前交涉，二十九军军官回答：“你们是对的，但我们匀奉上级命令，不得不拦。”相持5个小时，学生队伍遂分两路，一向宣武门西行，一向前门北行。西行队伍至宣武门始知门闭不得入，清华女学生陆璀爬入城门，欲扭门锁开城，为军警所执，第二天即释放。清华、燕京收队先归，其他学校同学守坐城外，相持至夜。寒风侵逼，学生终日挨饥忍冻，晚9时后始拟收队，分往东北大学及东城各学校投宿。军警乘黑夜之中，皮带、刀背交下，学生多有受伤。事后检查，重伤者75人，轻伤者297人，被捕者8人，失踪者25人。
两次学运正面史实虽仅如此，但其波涛动荡至为壮阔。天津（12月18日）、南京（12月19日）、西安（12月18日）、上海（12月14日）、广州（12月12日）、济南（12月16日）、长沙（12月18日）、武汉（12月17日），各地大中学校纷纷响应，游行罢课请愿，反对华北自治，释放平津学生，讨伐殷汝耕。一个月间风潮扩至35个城市，游行示威次数多达65次。是最为普遍的一次鼓动宣传运动。
“一二·九”学生游行之时，土肥原贤二伪作群众挤在人群中观看，第二天即在《满洲日报》上发表言论，称“此次运动是受国民党和共产党鼓动的。”土肥原的言论也许是他的猜测，或是有意这样解释！国民党鼓动自己的国民反对自己，似是不通。说是共产党鼓动领导则是真的。高桥坦武官于第二次游行翌日向宋哲元提出控告，指控北大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操纵学潮，要求驱逐蒋、胡离开北平，并惩办预防不力之军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