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第1 / 2页）

同时，谈话中又强调：“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类，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

宋哲元在看到日本政府11日向华北派兵的声明以后，汉奸们对声明作了合理的解释，使宋哲元深信不疑，以为日方又在虚声恫吓，并不以为意。而对蛮横跋扈的昭和军阀采取了精诚所加，金石为开，仁人义士的态度。这举止也不能不属“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就在宋将军发表谈话同日，即7月12日，日本军部又拟定了“对支那作战计划”，决定了“目前应向平津地区迅速派遣陆军兵力，以达膺惩二十九军之目的”。

另外，因原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之病危，新任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乘专机，在关东军战斗机的护送下降落在天津机场。这一新的任命也是11日五相会议通过，由天皇亲自任命的。

香月清司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四期生，后入日本陆军大学。日俄战争后，被派驻德国日本大使馆充任武官。他研究“步兵战术”在当时日本颇有名气。1928年，济南惨案中，香月提议，驻东北的一部分日军，急速调往山东，对北伐军横加阻挡，开了以武力对华进行干涉的先例。由于他在侵华战争中有功，从此官运亨通，不断得到提拔，甚至一度成为陆相候选人，香月清司来华前，任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一直关注着华北局势，在任教育总监期间就曾到北平、天津地区进行过考察。

从协定内容看，日方已经降低要求，而同时，日方不断向华北派兵。冷静观察，日方签定协定不过是争取时间，敷衍中方。

与日军态度相反，华北当局在协议签订后，以为和平已不成问题，为表示自己的友好和诚意，首先，在当天晚上，把几天来俘虏的200多名日军送回丰台。

7月11日宋哲元由山东乐陵赶到天津以后，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辅佐武官今井武夫少佐等即马上研究分析宋哲元的心理，认为：一、宋认为卢沟桥事变又是局部冲突，只要我们再让一步，那就不难获得解决。

二、他还不知道南京中央业已决心抗战到底，不再对日方继续忍让。

桥木群等抓住此机会，马上派遣他们的鹰犬爪牙，亲日分子，如前江苏督军齐燮元，北洋政客潘毓桂等，向宋展开了包围攻势，要求宋哲元留在天津，与日方展开谈判。

香月一到天津，驻屯军的少壮派军官就摩拳擦掌地向其汇报，只要日本陆军两三个师团的兵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扫荡二十九军，并且将其逐出华北。香月还进一步认为：倘若对卢沟桥事变采取消极的态度，就唯有增长中国的势力，徒然贻害于将来而已。香月力主予中国彻底打击，以确立华北亲日政权的基础。即：在华北建立汉奸傀儡组织。7月12日香月到天津，19日香月即向军部提出了“状况判断”。香月提出：“只要使用日军首次增援华北的兵力，便可以将二十九军一举击溃。不过，不妨利用谈判转移对方耳目”。香月开价七项和谈条件：一、彻底镇压共产党活动；二、罢黜排日之要人；三、具有排日色彩之中央机关自冀察平津撤退；四、排日团体，如：蓝衣社（实无此团体，可能指的是复兴社编者注）等，应自冀察平津撤退；五、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以及其他学生与民众之运动；六、取缔军队与学校中之排日教育；七、北平市之警备，由保安部人担任，中国军队，一律撤出城外。

潘毓桂甚至坦直承认：“我已经跟松井机关长商量好了解决办法，才来求见宋主任委员，向宋主任委员剖析利害，希望您能够采纳！”

此事变以后，日方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中央军北上，如若中央军进入平津附近，两军战事就会再行升级。日本内阁所通过的派兵5个师团计划就须重新考虑，中日两国全面战争不再是步步升级，而是一步到位。也不再是海军大臣米内预言打到保定，和两个月使中国政府屈服的事。所以，驻屯军马上要稳住宋哲元，先行孤立二十九军，挑拨起二十九军与中央军的矛盾。稳住宋哲元的工作必须首先由亲日分子去做。然后，再集中兵力，施以致命的打击，一举攫夺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在未完成部署之时，日方须不断放出“现地解决，不扩大”的烟幕。

而10日至12日秦德纯、张自忠与日方松井等人所签协定，也恰是烟幕的一个重要部分。12日秦德纯赶往天津向宋哲元汇报战事与和谈情况。基于这三种因素：一、日方努力达成协议；二、汉奸下说词；三、宋本人希望地方性解决。

宋判断可以“就地解决。”

所以，宋到天津后的第二天，即发表谈话：卢沟桥事变乃系局部冲突，希望能做一个合法合理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