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第1 / 2页）

红一方面军中有人指责红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加之凯丰的《列宁论联邦》文章，公开批评张国焘等人所建立的西北联邦政府，这也给张国焘闹分裂以借口。

红四方面军有的人看到红一方面军的人，大有瞧不起的神气：“哼！尖脑壳里装的全是机会主义思想，兵不像兵，马不像马的，稀稀拉拉。他们也不想想中央苏区是怎么丢的，那还不是吃了机会主义的亏。”

两河口会议看来并没有统一两个方面军的思想，反而因种种原因更加加剧了他们之间的隔阂。会议后，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战役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当时松潘附近有胡宗南部队共16个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要求红军“迅速、机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之国民党军，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红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3路军：左路军由第1、第3、第5、第9军团组成，由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徐向前率中路军，陈昌浩率右路军，分别从懋功、理县、茂县北进。另有岷江支队、附右支队、懋功支队等向黑水、芦花、黄胜关一带集中，准备趁国民党胡宗南堵截部队刚到松潘，立足未稳之机，迅速迂回过去，坚决攻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要道，以利红军向北开进，进入甘南。

按照这个计划，朱德立即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左路军从懋功一带北上，接连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古山、施罗岗等数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7月中旬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盖。然而，张国焘却迟迟没有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他致电中央，提出另外一套主张：“一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叩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

“这个张国焘怎么如此出尔反尔呢？”毛泽东接电后感到很气愤。

我相信在此严重关头，不宜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致高于一切。我也觉得中央和一方面军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

张国焘的心思在向中央的权力上聚焦，他对中央刚任命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并不满意。在红四军总部，他拿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员名单，着急地说：“我们现在急需督促他们解决的是政治、组织问题。我们的人在政治局中的太少了，一开会表决就吃大亏。你们看看，政治局都是他们的人，怎能体现我们8万人的意志？”

“对，张主席的意见很重要，政治局和总部中应该再加上几个我们的人，开会总要举手表决嘛！”有些官迷心窍的人应声附和。

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或私下谈话中，大讲“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他来到部队中作游说，站在主席台上，指着他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经符，自问自答：“有的人说，这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又是什么呢？我们有些高级领导人自以为文化高，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了些什么？”

作为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说出的话很容易迷惑人。因此，由于他的着意引导和煽动，红四方面军中有些人也跟着起哄，军中一时风言四起：“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

“还有更让人捉摸不定的呢！”张闻天把一封电报递到毛泽东的手中。

原来在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到红四方面军慰问，并传达会议精神。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

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

“有人要急于黄袍加身。看来问题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复杂得多呢！”王稼祥看完电报担忧地说。

“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

“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

“军事指挥不统一，应该统一军权。”

两个方面军部队之间也出现了不信任情绪，由互相的指责和批评发展为感情用事。四方面军中有人说：“这些小脑壳一来，我们红四方面军反而什么也不是了。”因为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戴的军帽小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所以有人说出了这么一个代名词—“小脑壳”、“尖脑壳”，有的还称“老机”（机会主义）。

由于受感情冲动的驱使，两个方面军中有人开始唇枪舌剑地争吵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