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第1 / 2页）

不少人认为年长了或老了的人，对自己的观点是比较固执或顽固的。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六十六岁不算老，但我觉得自己在观点上是比三十年前固执了。七十年代在美国我就以固执知名，往往坚持己见。但当时相熟的同事知道在推理上我是客观的，所以坚持己见受到他们的尊重。

自己认为对的观点是应该坚持的。左摇右摆的思想不能成家。问题是年纪越大越固执，如果可以量度证实的话（不知是否可以），是需要解释的现象。老生常谈的解释是脑细胞退化或老化了，思想不够灵活，因而固执。我没有读过医学的论据，但老生总是这样常谈。

第二个解释是年纪大了，思想或观点经过时间的蹂躏，得到的是比较坚定的信念，因而固执。这与上一个解释有很大的分别，前者是说脑子转不过来，后者是说经验有信服力。我认为自己越来越固执是后者，因为自觉脑子还转得快。今天看问题没有三、四十岁时那样尖锐（回头看自己当年的文章而知），但速度可没有缓慢下来，而判断力是今胜昔的。

六个月前在美国与佛利民（M.Friedman）相聚，年近九十（现在是九十了）的他，其智力还远超常人。当然，与三十多年前我认识的佛老相比，他缓慢了很多，但还是比常人快。在「固执」这话题上，我的感受是佛老完全没有变：衡量你的意见，他同意说同意，不同意说不同意，要多想说要多想。清楚分明，干脆利落，还是二十世纪的佛利民。

市场需求的分析本来也与众不同，但我早在一九七一年的文稿分析过，朋友接受了，不再有分离。

卷二——《供应的行为》——大部分也是传统的。租值的理念我综合了前贤之见，但推得比较尽。上头成本的分析是新的，或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下了注的、覆水难收的成本不是成本，差不多众所周知，但也差不多是众所忘记了的。传统的竞争市场的理念，所有二十世纪的价格理论大师都知道有问题，只是没有人手起刀落。我于是想，你们不斩让我来斩吧。

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的引进不是我的发明，但因为比较新，不算是传统。我的发明，是所有关于这些费用的分析，都是以街头巷尾的实例现象为出发点：解释了实例，然后把假说一般化。没有什么政府统计数字。结果是价格分歧、捆绑销售、全线逼销、隐瞒讯息、讨价还价等分析，皆与他家不同。

积少成多，与传统的分离卷二比卷一来得大而明显。无可避免地，我要依照逻辑划下来的路，把首两卷的基础带到卷三去。读者以为卷三的分离会是怎样呢？让我说说吧。

卷三——《制度的选择》——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这学问起于六十年代。大约有十年的良好发展，但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卸责（shirking）与恐吓的学说兴起，跟是机会主义，再跟是博弈理论——都是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我是「卸责」的始作俑者，但否决了这条路，而据说「卸责」触发了机会主义与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不是所有搞新制度经济的都搞机会主义或博弈理论，但某程度的影响在所难免。只有我在香港独自思考，独自魂游，思维的发展是纯从六十年代的基础演进的。

首两卷已有分离，但大致上传统应该可以接受。然而，新制度经济自七十年代就开始与我分道扬镳，如今加进首两卷的分离，我被视作离群之马是肯定的吧。

科学上的观点分离是不会持久的。价值观的分离可以持久。但没有价值观的分析，迟早会会合在一起。往往是迟多于早，我能见到这会合的机会不大。今天与老友们的分离，其将来的会合可能一方要改，也可能双方要改。不幸的是，大家都老了，任何一方改路线或观点的机会不大。我说过了，《经济解释》是我最后的经济学论着。

还是寄望于后辈青年吧。西方的年青经济学者，今天忙于搞数学经济与博弈理论，重于技术。但《经济解释》的原文是中语。中国攻读经济的青年多如天上星，就算技术分析拿去了一半，余下来的一半，总有一天精英云集。他们懂得取舍。

固执于经济研究的出发点

200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