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第1 / 2页）

文海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会心甘情愿地离开那个大喉舌回到太行山脚下的那个从不当成故乡的故乡，在那儿成就一番事业并圆了他儿时的梦，堂堂正正来到这座城市，且成了它的座上宾。

那次县里又开了车来电视台找他。一见到那个县委宣传部长，文海的头就胀了起来。部长把他拉进车里，语无论次地告诉他：“你表舅从台湾来了！快回去看看！”

一个表舅、一个台湾，令文海如坠五里云雾。部长也不解释，只推他上车去接英子一起回去，详情路上说。

文海只能以母亲病了为由向上司请了假。

这一切简直像一场通俗闹剧一般。

我也该抱孙子了！这算咋回事，三十大几的人白念了大学了，图什么？”

临走，部长还不辱使命，留下两盘录像带，“别太为难，能播就播，半夜也行，见个影儿，就是胜利！”

呸，我他妈图什么！文海心里骂着，他们人一走，就把带子扔了出去。还是英子心好，又捡了回来，取出解说辞，拿去塞进报纸的“简讯”栏目中，混在密密实实的新闻中发这个英子，正是当年送鞋垫的那个巧姑娘。连考三年，终于考上文海所在的广播学院，揣了那两双绣花鞋垫来找文海。此时的文海早已穿四十三号的鞋了，那双鞋垫还是小巧玲珑的三十八号，颜色依旧鲜艳夺目。文海眼一热，就垂下头默认了这一段姻缘，整整是五年后。

这一对苦孩子无比风光又无比痛苦地混在北京，相互依傍着。同在一市却难得夫妻团聚，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一旦同宿舍的出差，便不失时机地打电话召唤，过上几天团圆日子，哪怕用架在走廊中的炉子烧一顿简单的饭，都觉得特别珍贵，味道好过国宴。

这一对欢天喜地的乡下孩子在楼里别人眼里形同怪物。那些城里娇小姐，嫩少爷，都在端着大“喉舌”架子待价而沽。男的在觊觎着招为驸马的良机，女的或待字闺中或傍了大款或仍然望穿秋水企盼，总之不见兔子不撒鹰。很少文海和英子这样朴朴实实帮衬着过日子的。这样的乡下青年总之是不会有好名声的：不娶不嫁，人家说你是土包子没人要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找个同乡，又被耻笑为“合并同类项”瞎配；有幸被收编为上门女婿或嫁了个上档次的男人又会被说成傻人傻福闹着大多数的春节他们都是在北京过的，只是等那探亲大军东西南北征战结束后，他们才悄悄回趟家，又悄悄回北京，倒有点像做贼。最平淡安详的莫过于春节那几天他们一下子有了那么些空房子可以住，宿舍楼上单身们几乎走空了，他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夫妻团圆，一层楼都成了他们的，只有他们两人进进出出，平日喧哗的楼道里此时轻轻走路都会发出悠长的脚步声回响，到晚上还有点吓人。他们可以大鸣大放地做些自己爱吃但在旁人眼里又颇为不雅的家乡饭如肉炖大粉条和大肉片熬大白菜汤。一股脑儿地把剩菜残场扔进锅里丢进些面片或拌人些面疙瘩，或剩鱼汤肉场烩一锅饭。这些吃食平日里是不敢公开在走廊上鼓倒的，怕招来讪笑与不屑，尽管冬天里最想热热乎乎喝一碗这类下里巴人的东西。他们还可以旁若无人地过夫妻生活，可以由衷地发自内心地发出平日里要咬紧牙关忍住的自然欢叫，因为这破筒子楼几乎是不隔音的。那种咬牙切齿的性生活回回是弄得堵心堵肺虎头蛇尾。可这种心无旁骛的放松口子一年能有几天？总在披着合法外衣份情似地夫妻欢娱，不敢哭不敢笑不敢呻吟不敢激进不敢冲刺更不敢大刀阔斧，因为似乎有一百只耳朵在隔墙旁听，有一百张嘴在嘲笑在传播。

母亲的六叔也就是文海的六姥爷那个让国民党当年抓了壮丁全家人怕受连累就说死了的那个老光棍儿却原来是让长官用枪逼着伺候着大官的姨太太坐船去了台湾后来混成个管家熬了个团长旅长的衔儿小五十上娶了个老实巴交的高山族姑娘又生了一堆儿子也就成了母亲的表哥文海的表舅。这三个表舅一个比一个黑比一个矮胖，蒜头鼻子，大嘴巴子，高高的颧骨，轮廓不清的面孔，一看便知是发扬光大了父母双方缺点的那种相貌。当然人不可貌相的，三个人都是念了大学的，在台湾有自己的买卖，此番回来目的很明确，就是看看情况打算投资的。文海的那个哥哥是招架不住的，那些土干部又难以同这三个小矮人对上话，大家便一致想起了文海和英子，是来接他们回来壮门面的。

文海和英子陪他们看山看水，陪县里的干部们一起左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地吃，时不时替他们双方当着“翻译”。同样的中国话，说出来双方时常瞠目结舌，表舅们还会时不时甩几句英文出来，再加上双方浓厚的地方口音，使得对话十分困难。

除了饭桌上吃喝干杯之类的“人之初”语言双方理解十分到位以外，稍稍谈点政治经济就会卡壳，情不自禁把期盼的目光转向文海和英子。到晚上还要替表舅翻译县里提供的那一大堆宣传资料，因为表舅说看大陆的简体字很费力气。有个表舅甚至要文海把那些简体字改写成繁体字好拿回去给“老人”看。文海便断然说：“我干脆给你译成英文更快点。你们的繁体字我会认不会写。你还是听我念，你注繁体字吧。”

他们沉浸在自己封闭的生活里，与五光十色的京城生活注定是无缘的。满城的爆竹丝毫不能撼动他们的心，他们干脆扎在楼里不出去。似乎异己地忙碌了一年，只有这几天筒子楼里安宁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是真实的。不出几日，那些光宗耀祖的同事们，就又重返筒子楼，楼里又泛起了往日的喧闹声，宣布着又一年千篇一律日子的新开端。

他们想到过改变一下自己，便在1985年的一个春日按报上的地址找到二环路上的一个院子，那儿是深圳招聘团的驻地。随着人流排着队蠕动前进，到中午轮到他们进屋去面试，却发现面试他们的人完全一副广东农民模样，趿拉着塑料拖鞋，操着谁也听不大懂的广东土话，叼着烟吞云吐雾，一副救世主派头。问话如同审问犯人，倒像是偷渡犯遇上了移民局的人。人家不相信这两个北京大喉舌里的记者为什么要南下，南下去干什么。他们说还想当记者，对方大笑，深圳的南下记者早臭了街了，现在的深圳要的是人才，不是记者。除了会“记”，还有什么特长？没有？

还是在北京吃大锅饭吧。这种面试早已让人先自心凉了一半，对这样的人事干部似没有二话可讲，讲了也是对牛弹琴。便落荒而逃，从此打消了南下的念头。

英子一直在唠叨：“如果上头定了政策让咱们县当特区，咱们南下去招聘，样子是不是会比这些人好些？”

“算了，就这样混吧。做记者就是这样，挂着这牌子是无冕之王，摘了，就一钱不值，还不如一个小摊主，”文海叹息着，“真要扔了这块狐假虎威的牌子，没有点实实在在的诱惑，还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