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第1 / 1页）

——存在决定意识竟也适用于梦境，每回在梦里见到冯俐，场景总是在K大校园。有时是食堂，有时是湖畔，有时在她的宿舍里。初到草庙子胡同看守所时几乎夜夜都做与冯俐有关的梦。后来就稀少了。到清水塘后更稀少了。这使我十分的沮丧。思念更甚而梦之更疏我不知道是何种原由。是上苍吝啬，连虚幻也不肯施于苦难中人？这次的梦境十分清晰，也十分离奇，冯俐在田野里扶犁耕地，拉犁的是一头硕大无朋的黄牛。

与那些送到劳教劳改单位的同学比就像是天堂的日子。她说估计今年就能摘掉右派帽子。我问怎么会这么快。她说她和工厂领导的关系处得很好，关系好他们就能说你改造得好。我说关系好是通过贿赂吗？她笑了笑，说有那么点吧。世界上哪有不吃腥的猫？建立友好联络感情光靠空口白话不成，物质才是基础。共产党信奉的不就是唯物主义吗？我知道苏英的家庭条件是很好的，她父亲是一家小厂的业主，合营后留用。母亲在一家医院当药剂师，收入也不菲。她又是独女，所以她推行起唯物主义还是很有基础的。但说实在话，对她的这种做法我是不大赞同的。总觉得不正当。就是说人不能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就不择手段。当然我还是希望她能早早摘去帽子，过正常人的生活，就算是工厂是天堂，可她毕竟是天堂里的奴仆啊。接下去苏英又谈到她和工人师傅的良好关系，这种良好关系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而是工人师傅对她的同情。有一次她问一个师傅看没看见报纸上的那篇《工人说话了》的文章。那工人师傅说听人说报上有这么一篇文章。她说文章里说工人阶级的呼声是反右运动的根据。那工人说净胡扯，如果哪天见到写文章的人就问问他是从哪个工人口中听到的。她赶紧说千万别问，弄不好你也要倒霉的。他说我是工人怕啥，能给我也戴上右派帽子？她说戴不上右派帽子还能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呢。听了她这番话我不由暗暗为她担心起来，我告诫她必须接受教训，不要口无遮拦。不要再铸大错。听了这话她陡然站起身来，神情紧张，走到前面向外望望，又走到后窗向外望望。而后神情恢复正常，走回桌边说幸亏没人偷听。吓死我了。这时候的苏英我就分不清是从前的还是现在的了。

后来我俩又说了些话。后来郝管教就进来了。我俩都明白接见到此结束。苏英站起身朝郝管教笑笑，道声谢谢，又对我说文祥我对你说的也不少了，千万要好好改造啊。过些日子我再来看你。她走了。我小声对郝管教说郝队长真的很感谢你啊。郝管教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马上就要出工了。回到监舍后，大家都一齐把目光对向我，每一只眼里都标着一个问号和一个惊叹号。已经荣升班长的高干阴阳怪气地说周文祥还不赶快汇报汇报刚才接见，违没违反场部的规定。我不搭理他，高干又上来了那股邪劲，涎着脸说过来让我摸一摸，违没违反场规一摸就清楚了。我气得要命，刚要骂他流氓又把话压在舌头底下，我担心和他闹起来肯定占不了便宜。也正好这时上工的钟声响了，把这事给冲了。

3月28日：逃跑的犯人抓回来了，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时我们听到了枪声。

——说起来中国地域辽阔，其实也很小，一个人想藏匿起来并不容易。逃跑的那个姓邹的犯人是在河南被抓获的，递解回北京。该人是在肃反运动中被检察院起诉，判刑二十年，都知道重刑犯不易逃跑，抓回来十有八九要判死刑，姓邹的果然在劫难逃。那人被押解到清水塘农场执行，刑场在农场与帽儿山之间的一道山沟里，在地里干活时我们看到行刑的队伍，也听到了枪声。

3月30日：晚上找郝管教汇报思想。受到郝管教的严肃批评，我对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找郝管教之前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过程，因为事关重大，牵扯到冯俐和苏英。在孤独中苏英来探视，给了我很大的宽慰，她的真情真意也让我十分感动。可她走后我倏地醒悟，她的探视实际上是剥夺了冯俐探视的权力。她是以我的未婚妻的名义来的，要是冯俐再以这个名义来必然会遭到场部的拒绝，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两个未婚妻。一想到因此而失去和冯俐见面的机会，我就感到非常的失落，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几天来这个问题在我头脑里转来转去，弄得我失魂落魄的。我不知道冯俐还能不能来清水塘，如果她不来，那么苏英的假戏真做也未尝不可。可要是来呢？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也不想将这机会失却。权衡这一切事实上也是对自己心灵的检验，我知道自己依然深爱着冯俐，她在我心中的位置没有人能够替代。思考再三我决定赶到苏英再次探视之前找管教说明事实真相。告诉他冯俐才是我的未婚妻。我找的是郝管教，我小心翼翼向他报告了事情的过节，他一听很不高兴，一向以温和著称的他竟然也像佟管教那样挖苦人，他说你行啊周文祥可真是大大的不简单，到了劳改农场后面还跟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一大群！我一声不敢吭，等着他继续训，他就训，像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一直训到熄灯钟响……我觉得郝管教真的变了，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在变。

4月2日：今天又一次犯怪病。

4月15日：高干？

——这一天只记下高干二字还打了个问号足证明高干让我们很伤脑筋，是的。高干的问题必须解决，而且愈快愈好。自从当了班长，我们二班的思想犯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他的危害和管教不同，管教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对犯人施行管制，而一个犯人班长则是无时无处不在无时无刻的管制，从早到晚你的一行一动一言一语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想躲也躲不过。像一把永远悬在头上的刀，叫人透不过气来。特别是在管教对我们思想犯大有成见时，高干一次次捕风捉影的汇报不断增长着管教对我们的成见，这是十分不利的。我们大部分的右派犯人都希望通过好的表现证实自己不是反党分子，以求得减刑早早出狱回家。因为谁都知道减刑的权力掌握在劳改当局的手里，具体说掌握在管教干部手里。只要认为你改造得好就可以给你减刑。据说有一个犯人十年刑期只服刑三年就释放了。问题是有高干这么一根搅屎的棍子在犯人和管教之间乱搅，不仅减刑没指望，说不上还往上加刑呢。高干毕竟是干部出身，他懂得一套组织路线，在班里以“思想”与“刑事”进行画线，形成“敌矛”与“内矛”两个阵营，以这个阵营管制那个阵营。他的这套做法不仅适应了管教干部的需要，也迎合了刑事犯们的心理，除个别人（如高冲）外都甘当他的走卒，看他的眼色行事。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前几天高干又向李戍孟提出要看他的爱情小说，被李戍孟拒绝，晚上学习会上他要李戍孟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李戍孟不肯检查，他又让全体犯人对李戍孟开展批判。思想犯里只有张克楠一人发言，其他人都一言不发。刑事犯倒是争先恐后批判，但文化水平浅，一句也说不到点子上，弄得高干很难堪。于是就施展据说是从别班学来的经验：关了灯发言（被称之为熄灯会）。灯一关，监舍里黑成一团，立刻听到一声惊叫，听到拳头落在身上的噼噼啪啪声，有人大呼不准打人。有人去开灯，但开关已被刑事犯控制。一时间监舍里号叫声、拳脚声、叫骂声、制止声乱成一片。后来灯亮了，只见李戍孟瘫倒在地抱头大哭，血和泪在脸上纵横交错。思想犯对高干的暴行提出抗议，高干不理不睬，说声散会。对这次刑事犯在光天化日下打人管教们置之不理。思想犯人人都看到了危机，但又无计可施。说起来在思想犯当中我算是个不安定分子，我曾经为扼制高干做过策划，但没有做成。见眼下这种情况，我原先的想法又死灰复燃了。但这次换了思路，我私下找到高冲，对他说了欲对高干进行惩罚的想法，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他听了意味深长地笑笑，说周老弟我倒要问一句你为什么不早些找我？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他又说是不是也把我划在那一个阵营里？我想解释一下，可他并不听我解释什么，往下说：共产党是以财产的多少将人画线的，财产多的是阶级敌人，赤贫的是阶级弟兄。对还是不对且不说，可你们这些有知识文化的人也有一套将人画线的标准哩，在这里那就是看他是思想犯还是刑事犯，在你们眼里刑事犯都是“洪桐县里没好人”的，从内心瞧不起。高冲的话一下子挑开我们右派犯人心理上的一道幕帘，现出了内中的坑坑洼洼。可我不敢承认这一点。我连忙说不对不对。高冲说你们将所有的刑事犯视为异己，就把他们推到高干一边去了。我说我从来就没把你当着异己。高冲说没当异己也没当成知心朋友吧。我不语。高冲又说人分三六九等，哪一拨里都有好人和坏人。事实上应该将人划为好人阶级和坏人阶级才对头，这是人类中间的两大阵营。我头一次听到如此石破天惊的说法。凭这种想法高冲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思想犯，对他就不能等闲视之。总而言之，高冲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我，使我认识到自己作为思想犯而存在于思想上的局限性。最后对于我的要求高冲这么回答：惩罚高干也是他的愿望，但需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和时机。

4月18日：冯俐出现于梦中。这是一个十分离奇的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